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出版日期:2015-9-1
ISBN:9787301261489
作者:王汎森
页数:604页

书籍目录

修订说明
序论
第一章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
第二章 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
第三章 清初的讲经会
第四章 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明夷待访录》
第五章 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
第六章 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
第七章 从曾静案看18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
第八章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
第九章 对《文史通义·言公》的一个新认识
第十章 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
第十一章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第十二章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
附录 从东亚交涉史料看中国

作者简介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聚焦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尝试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第二部分则以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及其在道咸以降的复出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造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删节,在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内容概要

王汎森,1958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从事明清至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等书,均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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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5条)

  •     第11页 “在西方,1800-1850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段落,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准备都在这个时期。”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虽说1844经济哲学手稿也可以看成是资本论前身,但显然1850年之前马克思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写《资本论》上,而是因为报纸被查禁而在各国到处逃亡。他在1849年才真正开始在英国定居,开始大英图书馆的“脚印之旅”(夸张。。。),专心准备《资本论》。另外第8页,说批评皇权私性的《明夷待访录》虽然没有被列入禁书名单,但由于政治压力无法公开传播,然后说“这也部分说明了该书为何不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那样在问世之后不断扩大影响力,形成巨大的历史动能。”其实众所周知,《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可是被日内瓦当局公开焚毁查禁的,所以这句话似乎有误导之嫌。不过呢,这也没能阻止卢梭的民主思想指引后来伸张民权的法国大革命。
  •     1983年,严耕望提出了“史学四大家”的概念,到今天已经成为定论。这个提法认为,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和钱穆,代表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们都出生于天翻地覆的19世纪末,既有旧学功底,又受新潮熏沐,各自卓然成家。但今天回头再看,除了钱穆以外,其他人门下,似乎都有花果飘零之感,究其原因,却各有不同。四人之中,陈垣最为多变,遍师竹汀(钱大昕)、亭林(顾炎武)、谢山(全祖望)诸儒,最后则一归于马列,“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由于49年后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且治学风格是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毫无捷径可循,后遂成绝响。吕思勉恰恰相反,个性念旧,早年辗转江浙一带中学教书,成名后囿于人情世故,拒绝胡适北上之邀,自锢于孤岛上海,身处学风凉薄的十里洋场,除了黄永年外,不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为其最大的遗憾。陈寅恪身世最显,声望最隆,师门之恩怨,也最具悲剧性。大弟子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加入“梁效”写作班子,晚年目盲腿膑的陈,几乎已不认这个学生。汪籛则受命南下,游说恩师北上任职,两人大吵一架后,陈遂有“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著名回复。唯有研究敦煌的王永兴、研究荆楚历史地理的石泉等人,兢兢业业,延续着陈之学脉。钱穆成名虽晚,且一直受以傅斯年为首的留洋派的鄙夷及打压,但哺育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却最为出色。钱氏30年代在北平时并不受人待见,每次讲课,“几如登辩论场”,反而是在武大意外得一严耕望。49年后,赤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得流亡学生余英时,通过他将自己的学问带至美国东海岸。余英时培养的学生黄进兴、罗志田、陈弱水等人,今天都蔚然有成,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占据要津。更可贵的是,钱-余门之治学,始终延续着某种共同旨趣:以思想史为中心,义理、词章、考据并重,寓强烈现实关怀于历史研究中。《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的作者王汎森,亦是余英时的高足,钱穆的再传弟子。而这本新书在涉及的时代、人物、事件等多方面,都与钱穆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千丝万缕联系。除了钱书注意到的政治与学术间的互动外,王汎森还将“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作为主轴,进一步研究思想者在从事言说和修养时,“究竟还有什么凭籍,使得这种基本上是内心世界的转化能够有所保证?”通过对日谱、省过会、书籍传抄的研究,王氏打通了明清史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之间的关系,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全面超越了师祖。2011年在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王汎森将民国史学家刘咸炘的“风”进行了发微,说这是“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此书沿用了这个概念,序论写道,清初有四股力量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一股是经典考证迴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异族统治带来的政治压力。“这四股力量往往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犹如毛细管作用般,“在最微细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王汎森描述的明末清初,让人联想起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个同样新旧交织,明暗斑驳,通过复古来开新的时代。在1904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梁启超就曾说:“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就像当时欧洲人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经典那样,清初受战乱蹂躏最惨烈的中国东南地区的文人,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四书五经等典籍进行“再发现”。13世纪的欧洲,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著述几近失传,人们不得不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译本重新转译;而在清初的江南,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朱熹之前的宋元旧疏经典也是如此罕见,以至于黄宗羲和吕留良竟会为了争夺一部《礼记集说》而反目成仇。所以“传统不必然会自动传递下去,而要通过艰苦的学习才能获得。代与代之间的隔绝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历史资源必须通过‘再发现’或‘再制造’,才可能在一个时代活跃起来。”但每一个时代的“再发现”,都必然因“风”势而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传统都是新的。清初最引人注意的一个趋势是玄远之学的没落,人们不再像明代那样热衷于高谈性理,“庸言庸行”成为许多思想家的标准。但清初思想的尖锐性和批判性却并没有因之而减分毫:陈确悍然指出《大学》是“伪经”,姚际恒攻击《中庸》是“禅学”,毛奇龄甚至认为朱熹的《四书集注》“无一不错!”,这在宋元两朝及明前期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就连被无数清儒指为名教罪人的王阳明,也得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朱子晚年定论”,而不敢直斥紫阳!与这种断裂相对应的,是四书地位的下降,及五经重要性的上升。江永《国朝汉学师承记》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提出“经学即理学”的顾炎武,是明清学术转型的关键人物,钱穆也持此观点。王汎森对清初宁波地区讲经会的研究,深刻地质疑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毋宁是甬上讲经会。它由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等人组成,主要在北京、宁波两地活动,原本脱胎于明末常见的文人社集,只不过其内容由原来的吟诗清谈,变成了经史实学。这个团体“广泛地、跨时代地搜集各种经注,从各种说法中裁定一种较为适恰的解释”,由此破除了朱子学的独占地位,“寻坠绪之茫茫”,重新接续了宋元旧疏的传统。他们既扬弃了阳明学派“学贵得之于心”的空疏,又摆脱朱熹“一先生之说”的拘束,转而主张经比心优先,心从属于经,将经当成客观的研究对象。这股带来思想学术的根本性变迁的“风”,并非长期居陕食藜的顾炎武一人之力,而是不同个体间相互鼓荡的结果。提倡客观研究的讲经会,与理学团体证人学社,当时都活跃于浙东,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模糊的中间地带。“证人”的意思是证明人皆可成为圣,来源于王阳明那句著名的“人人胸中有个圣人”,但在王学殿军刘宗周那里,王门那种“吾欲仁,则斯仁至矣”的乐观自信消失了,对道德修养的规定变得极其严苛,迁善改过之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王汎森的分析可见,从阳明学的人性本善论,最后竟能推导出与基督教的人性本恶论类似结果。换句话说,由于坚信善才是人的正常状态,对生命中一点陷溺成分也特别敏感,结果反而产生通身都是罪过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是圣人,所以一旦无法成圣,便是自暴自弃”,凡不能成为圣人者,皆不能算是“人”。由此我们看到中西“文艺复兴”的分岔点:欧洲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禁欲主义,转向提倡思想与人性解放;清初鉴于晚明的物欲横流和士风顽嚣,却求诸极端的道德洁癖。两者都有挽弊救偏的现实批判色彩,但反叛的具体方法却截然相反。由于省过会、心学团体强烈的道德焦虑,他们不再相信仅靠自己能够完成自我净化的目标。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修身团体,都主张除了“以近乎战斗般你死我活的态度反省自己”外,师友还要定期同处,相互坦白,一起纠察,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平时要立功过簿、日谱、日记,定期交换并相互翻看,“今人认为最私密的日记,在当时竟是类似学报、论文抽印本、讲义,甚至是函授教材的东西。”这一种自我在他人面前被完全打开的现象,王汎森称为“中国近代个人领域的政治化”。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这固然令人不适,但要知道,当时人并没有今天的隐私观念。直到20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还经常与梅光迪等同仁交换日记,相互写评语。看看省过会,我们就会明白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中,查抄日记、“向组织交心”、写检讨、思想汇报等等做法都来源于何处了。但不论如何,省过会的斗私克己,至少还是出于当事人自愿,且各方相互敞开,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到著名的“曾静案”时,情况就已完全不同。曾静是雍正时期湖南的一个底层生员,崇拜桐乡著名学者吕留良。1728年,他派门人张熙携带书信,以“华夷之分”去策反岳飞后裔、时任陕西巡抚岳钟琪,结果反而被岳告发。原本这是任何朝代都有的造反未遂故事,但此案件的后续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雍正亲自出马,阅读了曾静、张熙、严鸿逵的日记,摘出重要内容质问三人,并逐条反驳,将问答记录编成《大义觉迷录》,大量刊刻,下发至州县一级。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此案引发轩然大波后,皇帝最后不但赦免了“弥天重犯”曾静,还把他变成了宣传员,派到浙江、江苏等“风俗浇漓”地区现身说法,宣讲皇恩。反而是早已作古的吕留良被开棺戮尸,著作被查禁,其后人或枭兽,或发配宁古塔为奴。曾静案标志着皇权第一次侵入子民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并动用国家权力,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用曾静的话说就是“做人当自今兹始”。皇帝开始兼统治者与教主,这种趋势在乾隆那里达到顶峰。在大搞文字狱的过程中,乾隆造成了一种“风”,“使得人们不敢往容易触罪的方向去从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而且无时不刻地在检讨自己,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篡的现象。”这种自我审查之效果,不啻于有个裁判官常驻在每个人心中,结果就是民间暗地进行的焚书运动比官方禁毁的规模大得多,并带来文化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全面萎缩。政治压力的干扰,使明末以来的文艺复兴和民本启蒙运动,始终处于某种一起一顿、走走停停的状态。由于这种“草上之风必偃”效应,往往盛世无思想,乱世反而百家争鸣。比如清末道咸之际,随着中央权力的式微,《大义觉迷录》、《明夷待访录》、《黄书》等禁毁书被大肆重印,明季人物的事迹被广泛宣传。有趣的是在背后推动的,最早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曾国藩那样效忠清室的士大夫。在“禁书复出”运动中,复活的除了民族主义、地方自治论、民本思想以外,还有“官师合一”文化专制主义、重塑“新人”的取向、道德洁癖论,一如理性与蒙昧、科学与巫术泥沙俱下的文艺复兴。但在清末民初,这股迴向经典的力量,遇上的是救亡运动、欧风美雨、外敌侵略,结果造成了一种迥异的“风”势,其力道之强,持续时间之久,较之三百年前有过之而不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命运,比起明遗民来,更是如怒涛扁舟,身不由己。尹敏志/文2015-10-16(已发表于2015年10月26日《经济观察报》,网页、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作者或报社联系并取得同意。)
  •       清代中期的管同(1780-1831)曾指出明清风俗之异。他说明代时大臣专权,而清朝即使是大学士和地方督抚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时言官竞相言事,而清朝的御史们都可有可无;明代时的读书人讲学结社的甚多,清朝则完全见不到这样的事例;明代的士大夫能够主持清议,清朝则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淘汰了那些胆敢议论时政的人。管同总结说,明代的风俗是“官横而士骄”,清代虽无此弊端,然而士大夫只知道仰承上意,缄默畏葸,于是上行下效,在社会上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这是不良政治的根源(《拟言风俗书》,《因寄轩文初集》卷四)。  管同身在清朝统治之下,用词婉转,对明清两代的风俗各有贬斥,但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清末的刘师培就要激越得多,他说明代的读书人虽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都烂熟于心,相比之下,清儒“廉耻道丧,清议荡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完全丧失了儒家士大夫的淑世情怀。(《清儒得失论》)  道光朝以下,像管同、刘师培这样批评清代士风的论调层出不穷,在政治道德主义的语境下,清代士风败坏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今日跳出王朝本位的史观,研究者也都承认,从晚明到清代前中期,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士大夫政治定位的不同,则是这个转变的重要表征。至于转变的推力,自然首在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但是像禁书与文字狱运动这样的文化管控行为,究竟如何作用于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引起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仍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轮廓。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尝试描述这个过程与机制。他从福柯处借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比喻权力如通过毛细管的水一样,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普通读书人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虽然作者自承,书中只有三篇论文是在此主题之下,分别是《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但是实际上,全书所收各篇论文所讨论的清代思想与学术史的现象,无不在权力的笼罩下发生,也或多或少地都有权力的烙印。  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就曾提出过清代的文化政策导致社会生活“非政治化”的看法。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论文中,王汎森更详细阐述了这个现象:“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462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这种“非政治化”状态的写照。  很容易理解的是,“非政治化”并不是不要政治,而是不能议论政治,或者自觉地不对政治发言。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化,或者干脆说,“非政治化”的状态本身就是过度政治化或曰“泛政治化”造成的。  儒家传统以建立在血亲纽带上的家族关系为核心,政治只是家族治理的副产品,并不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三纲五常,只有君臣关系是政治性的,其他的都可以与政治无关。但在专制君主看来,皇帝本人就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国家就是家庭的拟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王土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自然也都归王权管辖,一件事是不是具有政治意义,完全取决于王权的看法。清代前期君主康雍乾,说话中常带一种天覆地载、君师合一的君父口气,就是这种心态了。  文字狱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原因亦在于它把一般人认为不具政治意义的事情政治化了。例如曾静案,明白无误是一件谋反大案,姑不论立场如何,但既然谋反,就会有相应的严重后果,这是无论如何见闻寡陋的人都能承认的,所以并不能算作文字狱。真正大出于历史经验之外的,是之后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皇帝和钦犯公开辩论清朝的头号政治敏感话题——华夷问题,这才真正对社会造成冲击。倒是记录在《清代文字狱档》中的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案子,更能体现“泛政治化”的特点。比如乾隆四十六年,河南桐柏县的老秀才程明諲跟人发生冲突,他的学生替他出头打架,乾隆认为这是“师徒朋党”,将程明諲杀了头,学生们都革去功名,每人打了三十大板,就是皇权过于敏感的显例。至于著名的“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只不过是马屁拍错了人,就被提到名教纲常的高度,当然也会强烈提醒天下的读书人,私节与公义之间并无明确区别,有些过去常用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可能会赋予新的政治意义。  泛政治化的政策推行起来,有时候连皇帝本人也感到过分。乾隆四十八年,广西抓到一个游荡的回民,行李中搜出一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地方官因为书名中用了“至圣”两个字,就指为大逆不道,报到北京。乾隆哭笑不得,这是人家的宗教圣典,如此用词有何不可,地方官实属“可鄙可笑”。然而办事的人虽然遭到了申斥,但比起因为没看出“问题书籍”而惨遭杀头的同僚来说,处分只能算轻到不能再轻。这种气氛之下,各地大员们当然会戴一幅政治的眼镜观察一切,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官员如此,普通的读书人自然更加变本加厉,焚毁自家藏书的案例在在多有。  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政治问题”,决定的权柄并不掌握在读书人甚至地方官手中。为了自身安全,读书人不但要揣测皇帝的大政方针,还要揣测地方直管官员的心理,而地方官的心理则当然源于他对他的上级直至皇帝的揣测,层层揣测之下,一切的议论、著述、交际都可能被政治化,为求安全最大化,自然要把议论尽可能地压缩到相对安全的领域,例如小学。  压力足够的情况下,恐怖的气氛可以自行传染。权力的“毛细管”究竟是什么?书中提到,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设立的书局,禁书的命令也通过行政系统和地保这样的基层管道传布下去,还动员到教官、乡绅和书商等等人物(414-416页),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体的人际网络对于信息与情绪的传播:有的人尽量避免留下字迹,有的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谈及敏感话题,有的人涂抹掉藏书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词,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一旦出现,自然会引起恐惧和模仿,形成放大效应,更不用说广事株连的文字狱案件了。正是在恐惧气氛的传播与放大之下,读书人才开始“自觉地”远离政治。  有时候人们会忘记,文字狱的受害者是读书人,但执行文字狱政策的官员、引爆文字狱案件的告发者往往也是读书人。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读书人”的含义悄悄转变了,做了官的人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行政官僚,不再追求得君行道,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自有皇帝决定,不允许讨论;普通没有功名的人更不可能议论时局,探讨学问也会不小心触到禁区,只能专心科举,所以书中引《沈霞西墓表》说乾隆时江南地区收缴禁书,读书人互相告诫家中不要藏书,于是大家只好去追求科名,“其以余力读古书者,百不一、二焉”。士人政治责任感被迫消失,读书者的精神智慧全用于八股,这是皇权的胜利,却是国家的失败。  权力的泛政治化和社会的非政治化本就是同一个问题,正是权力的侵逼和渗透,逼迫思想文化领域的不断后退,只能皇家弄权,不许百姓议政。清代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政治景观,与皇权的空前强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清代前期帝王的统治术也至关重要。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更大的启示在于,权力与文化并非单纯的压迫与受害的关系,权力通过日常的种种渠道,也在改造和形塑着文化人的行为与面貌,最终把读书人变成它所想要的那个样子,而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书人的自我压抑和自我规训来实现的。来自《中华读书报》2016-4-1,作者:江风。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一部论文集,讲述了清中期到末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随着外界变化而变化的心态。
  •     学问很大
  •     第一遍读完,一边读一边激动,每一章每一节都有启发和思考。思想史书1st,等毕业论文诸事完结后,要再读两三遍。豆瓣短评有说从这本书看,王汎森有超过余英时,我不敢下这种评论,只能说,王汎森的学术功底实在既广又深,而且每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在历史、学术层面,更于现实层面有鞭辟入里的见解…
  •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一篇读得意犹未尽,由于对古代人物的不熟悉,很多我都是跳着看得,由于实在是很难看懂,所以也就着中看了一两篇。
  •     屁话真多,果然是混扯
  •     字字如今。
  •     假裝看完了,看明白了
  •     清代知识人的自我压抑形成的机制,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
  •     第三遍……
  •     有一些不是很懂大陆政治的影子存在于明清史的叙述中。排版上很多多空一格。
  •     仅仅被书名吸引就读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实在是一件很可能会得不偿失的事。 虽然读的艰苦,但收获很多。 在我看来,任何针对个人道德的磨练,如非情愿,绝对收效甚微。但这种收效甚微却比比皆是。
  •     王汎森教授集多年之力,打通“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将宏观的权力话语分析深入到对清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考察之中,为我们展现了思想在权力压抑之下的复杂面相。
  •     清楚自己在写什么,也能清楚地传达给读者,典范
  •     这本书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没有全部都读,选了一些关键篇目读了下,有点繁琐。中国人写书都是重材料轻思想,因为读过福柯的一些书,这个书读起来就特别没劲。
  •     颇有启发
  •     所读为第八章书摘: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
  •     主要阅读了第四、七、八、十二这四章,受益、震撼!争取以后多多了解明清思想史,再来阅读余下几章。
  •     清代皇權教化 权力·思想清洗·控制
  •     信息量非常之大,真是替人读书的书~与书名同名章节精彩,义理考据辞章都精彩~对刘宗周思想的诠释也非常好~
  •     M
  •     王汎森的文章分析老道,言簡意賅,有力透紙背之感,不像許多學者故作高深。此書的關鍵文章《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雖借用福柯理論卻未有生搬硬套之嫌。其實我總覺得權力既會壓抑某種思潮,但在某些時候又會使一少部分人成爲盜火者。而他們的思想也會像毛細管一樣流淌。作者將思想史與生活史相結合也是現代思想史研究的趨勢。附錄提到他的《燕行錄》的閲讀,很期待他的研究能給雪姐帶來有意思的突破
  •     经典
  •     含金量一般般……
  •     最核心的两篇是毛细管和禁书复出。清初具有较强专制性权力的传统王朝,为了维护满人统治的合法性,依靠责成胥吏和挨户清查书籍的方式,在士人阶层以致乡间老农之间都制造了恐怖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文人和书商等都采取了自我禁闭和退缩的趋势。在涟漪效应的作用下,很多敏感边缘的书籍都消失了。但是专制性权力的局限在于,它无法打破宗族和个别人的机会主义(复本抄本)。在这种专制性权力退缩之后,很多消失多年的禁书又再次出现。而其中关于种族主义和顾子类近代思想的文章,则成为了辛亥革命之前汉人借古讽今凝聚力量的思想宝库。
  •     太棒了 毋需多说 已经提前预定我2016年年度好书前五位了 (另,副标题才是更准确的对全书内容的概括)2016.02.11—2016.02.21
  •     晚明部分引
  •     第七章,第八章,让人读了心冷发抖。
  •     对于学术文章的接受力变好了,且当材料与一种说辞,如此讲,我似乎有隐隐之预期。
  •     思想史,有点枯燥,其中一章关于权力的涟漪效应很好很形象
  •     严谨
  •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令人拜服
  •     日记源流考,审查与自我审查——涟漪效应,思想史与生活史完美结合,打通了明、清与近代连接的任通二脉。
  •     本书虽然是王汎森先生的论文合集,但却有一条脉络,将全书分为了三个部分。对把握由明末清初一直到清末的社会思想与学界状况大有裨益。在思想史层面,勾勒出了一副不断变化却又存在诸多压力与紧张的众生相。
  •     读了一章。写作方式和态度真好。
  •     最精彩的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一章,其他的文章考证思路都上佳,却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先生一直在用“大儒”的学术思想与经历来论证一个理学和心学的衰微,却未注意在最底层的士人却一直从事着程朱理学的学习,毕竟关于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研究命题。
  •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好没买南画十六观
  •     论文集。非常专业的学术论著。本以为是政治学论著,实际上是清朝思想史的研究。印象最深的有两篇文章,一是关于明末清初讲经会的产生和繁盛,其中涉及阳明心学的兴衰。二是同书名的文章,对文字狱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影响有深入的分析。前一篇文章更学术化一点,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则属于雅俗共享。
  •     当代名家!
  •     很有意思,文笔思路很流畅~以及受黄博士批评,以后要少读闲书多干正事~
  •     历史的鉴照
  •     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     相对而言,还是前面几篇论述明清之际学风转变的文章,包括所提及的姚际恒对《学》《庸》的批评、甬上讲经会对黄宗羲“一本万殊”思想的践行、刘宗周《人谱》中对“私欲之诡辩”的警发,对我来说兴趣更浓,启发更大
  •     清朝儒学的变化和官方意识对历史文化的影响
  •     以古讽今
  •     新院长好。
  •     比起《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来,副标题更能反映出本书的主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全书十二章,每一章都可以看做是相应问题的一篇论文,其中尤以第八章“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和第十二章“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最优,而其他诸如将阳明理学或是颜李学派的,非史学界人士怕是难懂其所以然。除上述所言两章外,《明夷待访录》和曾静案两章也值得一看。个人关注点主要在于文字狱和自我审查,倘若将此时此国代入彼时彼国,不出所料发现,原来历史果然是一个O型脉络呢~~
  •     体察人情,观书于微,值得一读再读
  •     好书,来日当细读。
  •     第九、十、十一章读起来兴趣较淡,其余十分精彩!
  •     曾经读得心潮澎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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