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家书(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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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ISBN:9787534366581
作者:沈从文,张兆和
页数:739页

章节摘录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在过去,B.C.同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她告诉你她同谁好过没有?  她告诉你或同你谈到关于谁爱她的事没有?  因为我信托你对于朋友的忠实,所以谁也不知道的事,我拿来同你谈及  问你这事的理由是我爱她,并且因为这事,我要离开此地了。  我本来不必让我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不过这事如今已为胡先生知道  了,或者你还先知道,并且我以为你也有知道的理由,所以我来同你说及。  因为我非常信托你,我想从你方面明白一点关于她的事情。我打量这事  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不能尽其他人明白。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  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而走。我并不迫她要她爱我,但我想  她处置这事稍好一点,是告我一点她的意见。  昨天到w先生家中去,说到要走的事情,问了许久,为什么要走,我还  总是说为刻苦自己,没有提到是女人的事,我想你们中也总不会知道,但到  后是把要走的理由说及胡先生知道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  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若苦得有成绩,  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  不可及的梦了。这个话是我另外也告诉B.c.了的。但胡先生知道这事以后  ,他要我莫走,要我好好的来在这里。他以为若果是她家庭有困难,他会去  解决。他将为我在这事上帮忙,做一切可做的事。我现在要从你方面明白的  就是她自己,若果她同你谈到这个(我疑心她要同你谈过),我想从你方面知  道一二。  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我只打算走到远  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  了,省得把纠葛永远不清。不过这近于小孩子的想像,现在是不会再做去的  。现在我要等候两年,尽我的人事。我因为明白你是最可信托的朋友,所以  这件事即或先不知道,这时来知道也非常好。我已告诉B.C.因为恐怕使她  难过,不写信给她了。可是若果她能有机会把她意思弄明白一点,不要我爱  她,就告诉我,要我爱她,也告诉我,使我好决定“在此”或“他去”。我  想这事是应当如此处置好一点的。  胡先生是答应过我,若是只不过家庭方面的困难,他会为我出面解决一  切的。事情由他来帮忙,难题很少也是自然的了。在我没有知道B.C.对我  感想以前,我绝不要胡先生去帮忙,所以我先要你帮忙,使我知道一点B.C  对于这事的处置方法(S.信至此完)。

书籍目录

(上)
劫余情书日记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4日 (3)
包含 王华莲致张兆和 1930年7月2日 吴淞
沈从文致王华莲 1930年7月1日 吴淞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6日(10)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8日(11)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9日(14)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0日 (14)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1日 (15)
包含 沈从文致张兆和 1930年7月9日 第一信 吴淞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2日 (16)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4日 (17)
包含 沈从文复张兆和 1930年7月9日 第二信 吴淞
胡 适致沈从文 1930年7月10日 上海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5日 (21)
节录 沈从文复张兆和 1930年7月12日左右 吴淞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6日(26)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7日 (26)
兆和日记 1930年7月18日 (27)
由达园给张兆和 1931年6月 北平(28)
湘行书简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4年1月9日 第二信北平(35)
沈从文致张兆和 沅水途中(36)
在桃源 1934年1月12日(36)
小船上的信 1934年1月13日 第一信(38)
夜泊鸭窠围 1934年1月16日 第四信(42)
横石和九溪 1934年1月18日 第一信(44)
历史是一条河 1934年1月18日 第二信(50)
泸溪黄昏 1934年1月19日 第四信(52)
飘零书简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年9月9日 北平(57)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年9月24日 北平(60)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年10月5日 北平(63)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年10月25日 北平(65)
复张兆和 1937年11月6日 武昌(68)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年11月9日 北平(72)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年12月11日 北平(74)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年12月14日 北平(76)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37年12月17日 北平(78)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7年12月29日 北平(81)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年1月20日 北平(83)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年1月31日 北平(86)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年3月22日 北平(89)
复张兆和 1938年4月3日 沅陵(92)
致张兆和 1938年4月12日 第一信沅陵(94)
致张兆和 1938年4月12日 第二信沅陵(97)
致张兆和 1938年4月13日 沅陵(100)
致张兆和 1938年7月30日 第一信昆明(102)
复张兆和 1938年8月2日 昆明(104)
致张兆和 1938年8月19日 昆明(105)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38年8月25日 北平(110)
霁清轩书简
致张兆和 1948年7月29 H 颐和园(115)
致张兆和 1948年7月30日 颐和园(119)
致张兆和 1948年7月31日 颐和园(122)
致张兆和 1948年8月1日 颐和园(124)
致张兆和 1948年8月上旬 颐和园(125)
呓语狂言
题《绿魇》文旁 1949年1月初(129)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49年1月28日 北平(130)
复张兆和 1949年1月29日左右 清华园(132)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49年1月30日 北平(133)
暨 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
1949年1月31日左右 清华园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49年2月1日 北平(136)
复张兆和 1949年2月2日 清华园(137)
题《沈从文子集》书内 1949年3月 (138)
题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合影1949年3月26 (140)
从文日记 1949年4月6日(142)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49年5月11日 第一信华北大学(148)
暨 沈从文批 1949年5月12日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49年5月日 第二信华北大学(150)
暨 沈从文批语 1949年5月12日
从文日记 1949年5月30日(152)
致张兆和 1949年9月20日 北平(154)
从文日记四则 1949年11月13--22日(157)
从文日记 1950年8月8日 (161)
川行书简
致张兆和 1951年10月25日 北京(167)
致沈龙朱、沈虎雏 1951年10月28日 华源轮汉口 (169)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1日 华源轮巫山(172)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8日 内江(176)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19日 内江(179)
致张兆和 1951年11月29日 内江(187)
致沈虎雏 1951年12月16日 内江(190)
致张兆和 1951年12月末 内江(193)
远望卢音寺 1952年1月2日(196)
致张兆和 1952年1月15日 内江(198)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1952年1月25日 内江(201)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1952年1月29日 内江(204)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1952年2月2日 内江(212)
致张兆和 1952年2月9日 内江(215)
说明员家书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8日 济南(219)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0日 第二信济南(221)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2日 第二信济南(224)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3日 济南(226)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18日 南京(228)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23日 苏州(230)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24日 苏州(233)
致张兆和 1956年10月29日 第一信上海(236)
复张兆和 1956年10月29日 第二信上海(238)
致张兆和 1956年11月2日 上海(241)
致张兆和 1958年8月25日 杭州(244)
致张兆和 1958年8月26日 杭州(246)
致张兆和 1958年9月26日 苏州(249)
致张兆和 1958年10月10日 苏州(25I)
致张兆和 1958年11月1日 南京(253)
致张兆和 1958年11月5日 南京(254)
致张兆和 1958年11月18日 南京(256)
南行通信
致张兆和 1956年11月24日 长沙(259)
致张兆和 1956年11月27日 长沙(261)
致张兆和 1956年12月5日 长沙(263)
致张兆和 1956年12月9日 长沙(265)
致张兆和 1956年12月10日 长沙(267)
致张兆和 1956年12月19日 凤凰(270)
致张兆和 1956年12月26日 长沙(273)
致张兆和 1957年4月14日 第一信南京(275)
致张兆和 1957年4月14日 第二信南京(278)
致张兆和 1957年4月22日 上海(280)
致张兆和 1957年4月26日 上海(283)
致张兆和 1957年4月30日 上海(285)
致张兆和 1957年5月2日 上海(288)
致张兆和 1960年3月3日 汉口(294)
致张兆和 1960年3月6日 汉口(295)
致张兆和 1960年3月9日 汉口(297)
致张兆和 1960年3月14日 丹江(298)
跛者通信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57年8月11日 北京(303)
致张兆和 1957年8月13日 青岛(305)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57年8月14日 北京(307)
复张兆和 1957年8月23日 青岛(308)
致张兆和 1957年8月26日 青岛(311)
致张兆和 1958年6月 第一信八大处(314)
致张兆和 1958年6月 第二信八大处(315)
致张兆和 1958年6月 第三信八大处(318)
致张兆和 1960年6月26日 宣化(320)
致张兆和 1960年6月27日 宣化(322)
致张兆和 1960年6月30日 宣化(323)
致张兆和 1960年7月2日 宣化(325)
致张兆和 1960年9月4日 宣化(326)
致张兆和 1960年9月6日 宣化(328)
致张兆和 1961年1月下旬 阜外医院(329)
致张兆和 1961年2月2日 阜外医院(333)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61年7月23日 北京(335)
跛者的抒情
致张兆和 1961年11月23日 茨坪(341)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5日 南昌(344)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8日 南昌(349)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62年1月12日 北京(353)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14日 第一信南昌(355)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14日 第二信南昌(357)
致张兆和 1962年1月21日 第二信赣州(361)
复张兆和 1962年1月28日 南昌(363)
致张兆和 1963年11月12日 长沙(365)
(下)
临深履薄
致张兆和 1965年4月16日 北京(373)
张兆和复沈从文 1965年4月21日 上海(377)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65年9月17日 顺义(379)
致张兆和 1965年9月25日 北京(381)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65年10月14日 顺义(384)
张兆和复沈从文等 1965年10月29日 顺义(385)
致张兆和 1965年11月14日 北京(387)
致张兆和 1965年11月24日 北京(389)
复张兆和 1965年12月12日 北京(393)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66年3月10日 顺义(396)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1966年5月28日 顺义(398)
牛棚内外
致沈云麓 1966年7月4日 社会主义学院(403)
沈虎雏致张兆和、沈从文等1966年7月21日 自贡(406)
沈虎雏致张兆和、沈从文等1966年7月30日 自贡(409)
张兆和复张之佩、沈虎雏 1966年8月18日 北京(412)
从文日记--几项规定 1966年9月末(414)
沈虎雏致张兆和转沈从文(四信摘录)(415)
1966年11月13日 自贡
1966年11月30日 重庆
1966年12月16日 自贡
1967年1月16日 自贡
致张兆和 1972年6月30日 北京(546)
张兆和致沈从文 1972年7月9日 丹江(549)
沈虎雏致沈从文 1972年7月17日 自贡(551)
复沈虎雏 1972年7月22日 北京(553)
致张兆和 1972年8月7日 北京(556)
致沈虎雏 1972年8月25日 北京(559)
复沈虎雏 1973年1月10日 北京(560)
沈虎雏致张兆和转沈从文、沈龙朱 1973年3月8日 自贡(564)
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3年5月9日 北京(566)
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3年7月11日 北京(571)
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3年11月初 北京(574)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3年12月4日 北京(577)
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4年2月1日 北京(579)
致张兆和 1974年2月 北京(584)
致沈虎雏 1974年5月7日 北京(597)
沈虎雏致张兆和、沈从文 1974年5月15日 自贡(599)
沈虎雏致张兆和、沈从文 1974年7月27日 自贡(601)
致沈虎雏 1975年3月2日 北京(604)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5年4月24日 北京(607)
沈虎雏复沈从文、张兆和、沈龙朱
1975年5月31日 自贡(609)
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5年10月23日 北京(611)
致沈虎雏 1976年3月17日 北京(616)
沈虎雏复张兆和、沈从文等1976年3月17日 自贡(621)
地覆天翻
沈虎雏复张兆和、沈从文等1976年8月4日 自贡(625)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6年8月20日 苏州(627)
沈虎雏复沈从文、张兆和 1976年8月22日 自贡(629)
复沈龙朱 1976年10月5日 苏州(631)
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6年10月6日 苏州(634)
沈红复沈从文、张兆和 1976年10月27日 成茂(637)
张兆和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6年12月2日 苏州(638)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6年12月21日 苏州(640)
致沈红 1976年12月25日 苏州(643)
沈龙朱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7年1月25日 北京(644)
致沈龙朱 1977年2月4日 苏州(646)
百废待兴
沈虎雏复沈从文、张兆和、沈龙朱
1977年3月9日 自贡(651)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7年5月1日 北京(653)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7年7月27日 北京(656)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7年8月16日 北京(659)
沈虎雏致张兆和、沈从文、沈龙朱 1977年9月1日 自贡(664)
张兆和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7年10月17日 北京(666)
【附录】我的家沈红
致张之佩 1977年10月19日 北京(669)
致沈虎雏 1977年12月7日 北京(673)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8年3月13日 北京(676)
张兆和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8年8月11日 承德(680)
沈虎雏致沈从文、张兆和等1978年10月18日 自贡(682)
张兆和致张之佩、沈虎雏 1978年10月21 北京(685)
张兆和致张之佩、沈虎雏 1979年1月31 友谊宾馆(687)
沈虎雏致张兆和、沈从文 1979年3月中旬 自贡(689)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79年5月14日 北京(691)
致沈虎雏 1979年6月7日 北京(696)
致沈虎雏 1979年9月14日 北京(699)
致沈虎雏 1979 11E 10月20日 北京(702)
复沈虎雏、张之佩 1979年11月15日 北京(705)
沈虎雏致沈从文、张兆和等1979年12月26日 自贡(707)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80年1月27日 北京(710)
沈虎雏致沈从文、张兆和、沈龙朱 1980年2月25日 自贡(712)
致沈虎雏、张之佩 1980年6月25 北京(715)
致张兆和 1982年3月21日 武昌(718)
致张兆和 1982年3月24日 江陵(720)
复张兆和 1982年3月30日 江陵(723)
致沈岳锟 1983年2月上旬 北京(726)
沈从文年表(729)
张兆和年表(738)
后记(740)
增订后记(741)

作者简介

沈从文是个奇迹般的存在,就像他那些不朽的作品。在他仿佛田园牧歌的背景中,他笔下的人物充满原始的激情,却也包含包容、互信的暖意和纯真的理想。在沈从文与他的夫人张兆和女士的家书中,将看到他极为私密,但也同样动人的一面。那是我们本应无权参与的部分,却因种种不可思议因缘而得以被完整地保存,且成为书籍的形态呈现世人面前。家书从他们初识的一场恋爱风暴开始,辑收到“文革”前夕为止,横亘三十余年、饱经沧桑与离乱,甚至包括不为人所知的,沈从文在四九年的精神崩溃和自杀前后所有文字。

内容概要

  沈从文(1902~1988),湘西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923年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三十年代起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主要著作有:小说《龙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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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1条)

  •     几年前出版《从文家书》时,看过张兆和写的序,廖廖数语,读完心里很痛,便一直惦记着这本书。现在手头这本是重新修订的版本,增加了些内容和照片,张女士却已于03年去世,他们这一代人,可惜了!!!黄永玉说:“一代这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生活在那么一个不正常的时代,真是可惜。可惜不是可惜这些天才,而是可惜那个时代,糟蹋了一代精英。”前部分的书信最好看,那时人写信还画画在上面。才读第一篇,沈从文拘谨、细腻、敏感、不善言辞却感情丰富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文笔用来写情书真是绝了,优美并且非常现代,甚至“还有许许多多连恐吓带希望的言语”,真可爱!摘两句:“这纸上应当有杜鹃声,鼓角声,鸡声,以及楼下大哥大嫂安排物件话语声。同时且应当有另外一种声音:宝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斯人可贵啊!!!
  •     沈从文的 家书,当然是非常好的资料,但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这套《沈从文家书》(上、下)可就不那么让人爽了。所收录的书信不全,这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江苏教育出版社竟然自作聪明的更改 沈老的家书,其无耻行为令人发指。看沈老的家书,首先推荐的是《沈从文全集》的918-27)卷,定价400元,价格不菲啊。没有全集的朋友也可以看看这套家书,绝大部分还是和全集相同的。
  •     刘志荣 “一九四九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他病了很久,很久……” 精神危机的深广,沈从文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自觉。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沈从文在《绿魇》文末写到:“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同年三月题于《沈从文子集》书内《灯》篇后的一段话,也提点了他当时内部冲突的深剧:“灯息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就在写作这段话前后,沈从文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幸而获救,精神上的危机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沈从文受到左翼文化界的诸多批判,而其精神危机,恰发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所以,研究者理所当然地在观察沈从文时,更多关注来自外部的压力。从相关的传记材料及沈从文家属的回忆来看,这一阶段,在其生活中也确实发生了诸多悲惨的或者很不愉快的但与其生命发展息息相连的事情。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来自外部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外部压力也必须作用于主体的心灵,才能导致“失常”。 进一步说,这些事情本身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个人对于这些事情如何反应,却不能不受到其思想、精神、心灵内部相连的各种东西的制约(尤其是,与其对生命以及个人志业的体认在本质上更是息息相关),从而导致他何以会出现与别人相比的独特的反应,也决定了其以后人生道路上与众不同的选择,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能给后来者更多的启发。沈从文的自杀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大时代的转折点,一个人企图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最能说明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视为生命意义本根所在的一些东西即将面临消失的危险。把握住这些东西,也许我们就不但把握住了一九四九年后《从文家书》的意义所在,更把握住了进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的关键性入口。 一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沈从文开始陷入精神危机到同年九月他自己开始尝试从中突围,在这期间所留下的各种文字材料,部分收入《从文家书》中的“呓语狂言”一辑。这些材料虽然篇幅不多,也很零散,却已经牵涉到这时期沈从文心理内部方方面面的内容,并可上钩其三、四十年代“沉默”时期紧张的精神思索,下联其后私人空间中的“家书”等写作。梳理、考掘这自身内部的“旋风”,对于理解沈从文的“精神失常”自身内部的原因,提供了颇为意味深长的入口――而在另一方面,理解了其“精神失常”内部的原因,我们也就对其感受到的外部压力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考掘导致其精神失常的“内外原因交互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考掘沈从文思想感情的特质和时代风习之间的紧张关系。 解读沈从文的“呓语狂言”,有各种路线。本节及下一节采用这样的解读策略,即将这些“呓语狂言”,看作是沈从文的《狂人日记》,也就是说,将鲁迅颇具寓言与预言色彩的虚构小说《狂人日记》,看作和沈从文实际的心灵轨迹相对应的文本,考查小说中的“狂人”与现实中的“狂人”从发狂到“赴某地候补”之间的狂语所显示的个体内部与时代风习的症候。《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属意匠经营,然境由心造,其中颇可稽考先觉者的心迹境遇;而实际的心灵轨迹,虽因实事而起,然精神高度紧张之时,所写所思,却也颇类意想移情之狂言。现实与虚构之间,非但没有截然之界限,其互相发明、互相阐照及因时间差所致之相映相异处,既可见出不同个体精神气质之区别,亦可见出几十年间中国社会与文化风习的循环及变异,尤可明了以文学和精神承担为志业的知识者的心力所向及其所坚持所承担者到底为何物。而尤想指明的是:鲁迅与沈从文虽然在表面上很不相同、似乎属于不同的文学派别甚至曾经互相攻击,但在思想的方式与所关注的文学精神的实质方面,颇有可交通之处,甚至致其败北的原因,实际上也同出一源。 “呓语狂言”时期的沈从文,与鲁迅笔下的“狂人”,表现上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虽则相比“狂人”之呐喊,沈从文的“呓语狂言”显得更象哭泣与呻吟,但那种受迫害感及孤立感,却无二致。“狂人”一朝豁然贯通,“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察见渊鱼者不祥”,马上提醒自己“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两眼呢?”沈从文清醒之时,对所受压迫的愤激之词不乏理智,如“这也参加一个团体来讽刺,来骂,来诬毁,这就是你们的大工作。” 而稍近疯狂之时,即吐“狂人”之言,甚至用词亦颇雷同: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是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狂人”口吐“启示”之时,即是心理孤立之日,“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被“吃”的恐惧不但使其隔绝于人群,即于亲人,亦觉疑虑。精神迷乱中的沈从文,内心的孤立亦很明显的,因孤立而绝望,有时便不免近于十足的“疯话”: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金 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张新颖兄对沈从文的“呓语狂言”曾有极精彩的解说,在他看来,“呓语狂言”中的文字,“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不肯明白不敢明白’,’支吾过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除了此类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他自身的’乡下人’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他没想通之前,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了来吗?” 我想从这里进一步,更加明白地指出:沈从文确实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看出了“吃人”二字,并且早已发出了自己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抗战结束后,沈从文于一九四六年回到北平,此后感于战争带来的人心的衰颓尚待收拾、内战就接踵而至的现实情境,沈从文在一年内连写了《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怀昆明》、《一个传奇的本事》、《从现实学习》等文章,其中对现实有非常峻急的批评,而其忧愤之深广,实不仅仅限于内战,但在当时最被各方侧目的自属其反战的言论,例如他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这样写到: 国家既若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在四十年代末的战争环境中,沈从文的这些批评都被做了浅表的政治性的解读,而且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解读,对其更深层次的、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的思索,却有意无意地歪曲和忽略——这也是沈从文在当时招致左翼强烈批判的原因所在。但后来的研究者,从较为客观的角度看,当能注意到沈从文的这些“反战”言论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政治利益,也不存在偏袒哪个党派的问题。他对“现实”的批评,乃是从中国“现代政治”风气养成的根底处追究其缺失的奋力思索。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论”,沈从文在这时也并没有变成一个“政论家”——说沈从文是政论家,既抬高了他,又缩小了他:抬高了他对现实政治势力了解的一面,缩小了他忧愤的内容以及志业所在。 从最为浅表和明显的层次深入一层,我们即可明白沈从文所发现的“吃人”所说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他的“救救孩子”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实逼迫作家沈从文成为一个“思想者”——如果我们不用“思想家”这个冠冕堂皇的词的话,而这个思想者的思想出发的基点,并不是任何现实的政治集团利益,而只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思索,所以他的批评一直延伸追究“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以及近三十年来现代政治,近八年的奴役统治共同培养成功的一切弱点”,并深忧于“这些无形无质有巨性毒的东西”“于不知不觉间传染给神经不健全身心有缺陷抵抗力又特别脆弱的年青人”。“狂人”翻查历史,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是“吃人”二字,沈从文阅读现实这本大书,看到受现代政治空气熏陶而成的现代年青人两种类型:或者“头脑简化而统一,永远如在催眠中,生活无目的无理想”,或者“变成一个小华威先生,熟习世故哲学……身份和灵魂都大同小异,对生命也还是无目的,无信心。”说白了,其实不过也即是从现实这本大书满纸冠冕堂皇的辞藻、口号的字缝里,看出“吃人”二字来。沈从文后来精神失常,直接的诱因是“进步青年”的宣传攻势,不知他当时会不会想起“狂人”的纳罕于路上的小孩子“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不过他早就与“狂人”一样明白思想方式也可以遗传,也因此寄希望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会出现,用他的话说,就是建基于“抽象”和“优美原则”上的“观念重造”: 但是到那时,年青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以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作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才可能有一种希望和勇气,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作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 这种悲剧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作点补救工作?个人以为现实虽是强有力的巨无霸,不仅支配当前,还将形成未来。举凡人类由热忱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业绩,一与之接触即可能瘫痪圮坍,成为一个无用的堆积物。然而我们却还得承认,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由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彼此相粘合,相融汇,相传染,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知识分子若缺少这点信心,那我们这个国家,才当真可说是完了! 沈从文这里的议论容易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来改造社会”这一思路的延续,他也确实用了“抽象”、“理性”、“原则”、“观念”这些词,不过,我们要知道沈从文并非是一个受过理论训练的清晰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顺从时俗所用的这些词汇,并非就是这些词的流行含义——如果将这些话放在他的文学的背景下去考察,从他的实感经验与幻想出发,这一点就更加清楚。譬如说,他所谓的“观念”和“优美原则”,并非对某种流行的现代理论的抽演,而更接近于从实感经验出发的对生命本源的体会和顿悟——这一点很难甚至不能用任何的理论词汇来表达,沈从文自己所用的词汇也是言不及义,但义在言外,倘从沈从文的文学所体现的实感经验及幻想出发,这一点言外之义亦并非不可捉摸。也因此,他所说的“观念重造”,其本心并非各种现代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规划与设计,而是对于“人之为人”与“生命之为生命”的本原的重新发现,因此与其说是“观念重造”,不如说是“本性复归”,如此方能对人、生命本身的自由和活力有所解会和体认,如对这点毫无所解,来头再大的理论及作为也是“妄作”。沈从文也未必对此有清楚的体会,更未必见得达到了这种境界,所以他所写所作仍不免“有为”,但考察其所写所作中一以贯之之处,则他企图达至此际的方向仍是非常分明。 沈从文也并非不知道,在当时日趋紧张的现实之中,坚持此种思想向度非常艰难,且容易被视为“迂远”,甚或会导致自己处境惟艰,知其艰难、“迂远”、危险而仍持之不舍,正有其不得已处在,是以他即或担心于在随内战而来的现代二元对立心态中自己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却仍不妥协放弃: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君子豹变既无可望,恐怕是近于夙命,要和这个集团浑水摸鱼的现实脱节了。这也是一种战争!即甘心情愿生活败北到一个不可收拾程度,焦头烂额,争取一个做人的简单原则,不取非其道,来否认现代简化人头脑的势力所作的挣扎。我得做人,得工作,二而一,不可分。我的工作在解释过去,说明当前,至于是否有助于未来,正和个人的迂腐顽固处,将一律交给历史结算了。 所谓“争取一个做人的简单原则,不取非其道,来否认现代简化人头脑的势力所作的挣扎”,其实颇相通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他强聒而不舍的,也颇类似于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只不过这里的“救”,不是外加的“启蒙”,而是内在本性的“复归”,虽则本来意义上的启蒙与复归也未必就是两件事情。作为一个在八方风雨之中的文学者,如果不愿局隅于自己的小世界中,想对与其血脉相连的人群尽其绵薄,又不与举世滔滔同流合污,争一日之短长,则此担当实属责无旁贷。看不到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这一面,于其文学不免终隔一层。出于这种“救救孩子”的担当而有对自己教育使命的确认,沈从文寄希望于“学术自由”原则的兑现:“实应为容许与鼓励刚发育完成的头脑,吹入一点清醒活泼自由独立的空气。使之对于自己当前和未来,多负点责任。能去掉依赖的自然习惯,受奴役麻醉的强迫习惯,对现实的腐朽气味和畸形状态,敢怀疑,敢否认,并仔细检讨现实,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沈从文把这视作当时“北平头脑”可作的事,也视作“待发展的文学思想运动必需担当的事。” 二 不过,意识到自己担负的使命是一回事,自我内部是否为这种承担做好准备是另一回事。沈从文对人之为人、生命之为生命的自由自在境界虽然有所发现、感应和体会,但这种发现、感应和体会尚需经过锻炼、磨洗方能有更清楚明白的解会,在此之前,领略到生命本来自在美好的境界,反而会导致更大的痛苦与冲突——尤其是沈从文所处的战乱年代,时时处处会遭遇到破败的现实,这与他所窥见的生命本来的美好境界形成截然的对比,这会使得他的痛苦会更加强烈,甚至濒于疯狂。 张新颖兄曾对“疯”与“狂”两种因素加以区分 。事实上,自抗战期间南渡昆明以来,“疯”与“狂”两种因素在沈从文身上就一直是互相交织着:“狂”是对外的,相较于蝇营狗苟的乡愿屑小,“我”之所见所愿实较彼远为高远深刻,故欲力挽狂澜,即明知不可为,亦呐喊不息;“疯”则是直面自己内心的挣扎较量——置身在复杂混乱的现实中,个人必须面对自己内心,在内心之中直面世界之巨变,人事之迁移,并个我之命运,直面之后尚需探讨自己对此是否有足够深入自洽的反思、解说、解决,解决之后是否有足够的愿力将之承担,倘此点并无深入透彻之解决,则个体内部势必冲撞不已、争斗不息,即强自以意志制止之,以理想升华之,倘遇世变,则此暂时之解决终将土崩瓦解,而自我亦不免重新陷于迷乱。 从“呓语狂言”中我们可以读出沈从文“狂”的一面,读出其不肯趋时顺变的“乡下人的执拗”,以及包含在“疯狂”与“自毁”的冲动中的“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 ,不过,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呓语狂言”中更加浓重的思想迷乱的底色――正是这种“迷乱”的底色,可以提供给我们处于时代巨变之中知识分子精神内部更多的东西,也更能显示出个体精神内部紊乱、挣扎的困境的深巨。 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呓语狂言”与《狂人日记》在更深层次上相通的地方。“呓语狂言”类似于《狂人日记》之处,不仅仅在于其相类的触目惊心的发现之后的呐喊,更在于在“呐喊”的同时对自我内部也是满怀疑虑,两相推拒,犹豫不定,难以取舍,遂不免迷乱。相比之下,“呓语狂言”中“呐喊”的力度远为微弱,对自我捉摸不定的一面却更为浓重,也因此,这一“呐喊”其实类似于呻吟。“狂人”发现“吃人”后,揭露呐喊不遗余力,被压服束缚后,觉察世界的压力:“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重压之中,仍不顾而呐喊,然仔细考校自我内部,则难免觉得: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狂人”于自我内部颇致怀疑,于是他的“救救孩子”的呼喊,主体内部是否有足够之自信与能力承担,亦成为不可知的悲剧状态。正是这种对人的局限性的认识,成为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重要分界。对主体怀疑与把握不定,也是疯狂期之沈从文精神迷乱的重要内容。考查沈从文的“呓语狂言”,其中确实包含着对来自外部的压力的忧惧与愤激,然而更多的是当自己的工作、志业乃至生命将失去意义时自我内部的焦虑与迷乱: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既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不免有这么一天,这么一次,以及明天更大的灾难。这就是“人生”!这也就是“道”!一切齐齐全全,接受为必然。我在重造自己。 ……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再一次表示了自己要承受“终得牺牲”的命运: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围城开始后,沈从文精神尚未失去平衡时,已经对自己要承受的夙命有明确的意识: “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尚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如生命正当青春,弹性大,适应力强,人格观念又尚未凝定成型,能从新观点学习用笔,为一进步原则而服务,必更容易促进公平而合理的新社会早日来临。” 然而,意识到并且愿意承担自己的夙命是一回事,这种夙命真正降临时是否会引致个体精神内部的剧烈变化与骚乱又是一回事。沈从文精神失去平衡后,面对来临的夙命,频频用了“挣扎”一词,语气也不再象以前那样从容,既显示了这种“夙命”的几乎不能承受之重,却也显示了自己心理的孤立与迷乱。孤立绝望中的沈从文,多次说到“休息”,其实已经为后来的“自毁”埋下了伏笔――而“疯狂”,其实不过是自毁的另外一种形式。若稍加辨析的话,则“疯狂”是精神内部诸种力量冲突不息而仍一意孤行,“休息”、“自毁”则是希求一举结束内部的冲突、混乱与挣扎——实际上,希图一举结束一切混乱、冲突,即在在昭示出自身内部迷乱已达到极致。迷乱到极致,表现出来即是自我之放弃或失落: 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呓语狂言”中的《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为这种精神迷乱留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从中我们可以检视这种精神迷乱的症结所在。在这篇手记中,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作者的听觉突然变得很敏锐,窗下灶马振翅声也清晰可闻,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骇人的静寂使得作者怀疑“我难道又起始疯狂?”静寂之中更加切近自己的内心,“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搜寻眼前所见,记忆所有,音乐所能引发的,想象所曾创造的,却处处只现出自己“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灶马悉悉叫着。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并这个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 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 这里自身内部的迷乱,“我”的迷失,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个体的病态。它牵涉到远为深广的内容。这里所写的,或者是“疯话”,却可以看作这个敏感的文学家对自己的处境确切的记录:在疯狂(或者极端的清醒)之中,他意识到自己和“群”的隔绝,意识到“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自己以前的志业,自也不例外,而对于将这种志业看作自己生命与工作的意义所托的沈从文来说,当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的时候,自然会感到迷失了自己。而沈从文所寄予希望并企图以自己的文学与之建立有效关系的“群”与青年,所跟从或者妥协的恰恰是简化与庸俗化人的头脑的现代政治风习,而非将人生与文学看作一种庄严的从生存的本根处努力并且建立与根源的联系的工作,政治势力、知识分子的庸俗与民众的盲从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要将后一种努力消灭。说白了,“疯话”其实是极端清醒的话,疯狂之中自有逻辑可寻,而且比平庸的“正常”更能看出时代变幻与个人命运的症结所在。 但我们需要继续追问下去,时代的挤压怎么就使个人的志业所在失去了意义呢?假使这种志业,不再能够给予个体以意义支撑,我们能够将之仅仅归因于外部的原因吗?自己内部,是不是为承担这种志业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现实准备呢?考校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精神挣扎,其间实有未达之处。张新颖兄指出:“整个四十年代,沈从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敏感到个人和时代之间的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苦恼。”“一直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本不擅长抽象的思考,在整个四十年代却总是纠缠于‘抽象’之中不得轻松,总是不忘用‘抽象’‘虐待’自己。”“这个‘抽象’的世界,表面看起来只是观念的世界,与实际生活相分相隔,其实却因现实经验而生,是思想应对现实危机和个人困惑的场所。沈从文在这个场所里思考和探索一些关于个人、民族、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的基本问题,粗看之下不免有空洞之感,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在在与现实经验的具体性密切相关,只是沈从文常常对这之间的紧密关系不愿多费笔墨,不仔细想还真以为他莫名地掉进了‘抽象’的泥淖,做无谓的挣扎呢。”不过观念的探索效果到底有限,“挣扎和痛苦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沈从文的心里,其实是要用一些‘抽象’的东西来直接应对现实的危机和个人的焦虑,无法落实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上的困难,他的‘抽象的抒情’的困难,也就是克服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危机的困难和消解沈从文个人焦虑的困难。”这种思想与个人心灵上的困难更表现在这期间所写下的《烛虚》、《潜渊》、《长庚》、《生命》、《绿魇》、《白魇》、《黑魇》、《水云》等一批沉思默想式的散文作品中:“沈从文思想上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因为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 目前问题呢,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这种外向的关注与内向的探索,问题意识导致的强烈的危机感和日益加深的焦虑,个人生命把里里外外的纷纭是非聚集融会,在沉默与挣扎期之后有一出于现实责任的压服与总结,然探索甫定,现实的压力以更大的强度而来,生命内部的纷乱冲突亦以更大的强度反弹,导致“我”的迷乱失落,在现实中找不见位置,其内里的痛苦,较前实远为强烈。四十年代确实是一个容不得知识分子做从容的精神探索的时代,所以沈从文的精神挣扎,最终也有未能通达之处。四十年代沈从文从追寻“神性”的庄严踪迹,这显示出生命对于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一种自觉和渴望,如我们在下节所述,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重要意义,但二十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沈从文虽然有这种自觉和渴望,却也并不能摆脱这个时代的宿命。万汇难齐,需要个人之存在论上的决断,但这种决断,实非从个人之抽象寻索与幻念结集中所能获得,而要从与生存的根基沟通处生发。沈从文的文学觉悟到生命本来的自由美好,但这种觉悟仅仅是一个起步,从其作品来看,来自现实混乱对于生命的挑战他无法完全挣脱,也无法达到一种新的和谐。《看虹录》从自然中看出“神性”,看出生命的美与庄严,但因为是抽象的探索,“美”与“神性”失却现实依据,较之《边城》、《长河》等和民间生命气脉相通,自有薄厚之别。沈从文的长处,在于基于民间的实感经验,其写作与无此实感者相比,乃有丰厚完整的好处,而一旦脱离民间大地,“美”、“生命”、“神性”无所依托,不免近于他批评废名时所说的“放辟邪侈,近于魔道”;《绿魇》面对现实之重压,人类之愚蠢,人事之变幻,不免属于观照,即尽力思之,亦仅使个人之思绪纷乱不得其解,然因人的生命力旺盛,强解不可解而仍欲给予解脱,锐意进取,徒增纷乱,而思考者濒于疯狂;以《水云》言,浮士德式的生命意欲超越外界偶然的限制,最终却仍付之“偶然”;承认“偶然”的力量,而欲重新捡拾并承担以文学寻索“神性”、重造现实的使命,实属绝大之矛盾,以此倘无真正生命的长成,甚难担当也。此时期的沈从文,精神上实未亲证更深一层,觉察世乱纷纭而采取断然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有丰富的实感的支撑,但若无生命较深层次的觉悟,实际上却仅仅只是一种权宜。在何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权宜呢?思想本身的混乱冲撞必须经由个人内心的疯狂迷乱之后的生命的重新整合成长而获得,当各种抽象的冲撞仍然原封不动地在那里的时候,这种并制的冲撞本身即意味着歧途,即意味着混乱。个人经历深刻的精神生命长成之后的决定,意味着真正的断念,而在歧途之前断然的选择,若没有精神生命的觉醒作为顺理成章的支撑,却并不一定是一种断念(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混乱本身即意味着真实的人对真实的生活、经验与时代的忠实)。所以,没有觉醒的生命之长成的“爱与美”是一种象牙塔,在何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象牙塔呢?象牙塔是美的,可贵的,高超的,然而若仅仅出于观念而非出于觉醒生命长成之自然生发,是经不住现实之烦袭击的。所以,沈从文疯狂,因未经现实淘洗、生命长成的象牙塔并不能安身立命。 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九四八年北京的学生文学团体方向社召开的讨论会“今日文学的方向”上,在讨论文学是否“非载政治的‘道’不可”时,冯至、废名、沈从文的分歧就显得意味深长――冯至强调作家对自己信仰的“道”的顺服:“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文章都是载道的文章,如韩退之的文,杜甫的诗。作家对某一种‘道’有信仰,即成为他自己的信仰。至于应否强迫别人同‘道’是另一问题。”废名则更强调文学家生命的真正觉醒与承担:“我以为文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的指导。他指导自己同时指导了人家。……历史哪有一个文学家是别人告诉他,要这样写,那样写的?我深知,文学即宣传,但那只是宣传自己,而非替他人说话。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社会所承认。一个大文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才,豪杰,圣贤。无天才即不能表现,但有天才未必是豪杰。有些人有天才而屈服于名利酒色,故非豪杰。如是圣贤,则必同时是天才,是豪杰。三者合一乃为超人,不与世人妥协。好的文学家都是反抗现实的。即(使)不明白相抗,社会也不欢迎他的,如莎士比亚。有那一个天才、豪杰、圣贤不是为社会蔑视的?”相比于冯至、废名,沈从文显得忧虑重重,他既觉得“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同时又怀疑“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也即是“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沈从文的忧虑也许与他此时仍是实际的文学实践家,于写作仍有宏大抱负,故不能忘情有关,但也未尝不是见地不清,歧路亡羊,所以当废名针对他的问题说:“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时,他仍觉得“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废名断然斩断话头: 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三 从“呓语狂言”上溯整个四十年代沈从文的写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弥漫着浓重的思想迷乱的底色,显示出个体精神内部紊乱、挣扎的深巨,也标志着沈从文这时期精神发展上未能超越的局限,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却必须对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精神探索在当时乃至以后的意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不但因为沈从文思想和文学取向本身的独特性,而且因为这种取向切中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文学风习固有的弊端,显示出探索生存意义的另一种路向的生发成长的可能性。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独特性所已达到的深度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加谈不上对其做更深层次的探讨和阐发。 这种意义首先来自于沈从文从最切己的实感出发的把握现实的方式。以当时备受注目的《从现实学习》一文为例,其写作的缘起是对别人议论的回应:论者谓其“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沈从文则几乎针锋相对地论说:“极不幸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从现实学习》梳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之外种种”,探讨“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原因”,实际上即是沈从文自己的一篇思想自传。而沈从文理解的“现实”,是从个人经验最切己处出发的。此文议论现实,很大程度上切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与文化风习的症结。内中述其思想历程,始则因为看到“好的农村种种逐渐崩溃”,大小军阀“争夺打杀”的“一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注浸润人心,腐烂灵魂,因此,走上以文学重造社会之路,“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担当以“爱”“重新粘合人的关系”之任,“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中则因有此思想之自觉,故游离于“一律即名为革命过程中的争斗,庄严与猥亵的奇异混和”的政治之外,“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的观点上有所试验”,于其后“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及“现实政治和抽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时,亦容易看穿“商业竞买和政治争夺”之虚妄,“保持单纯和严谨,从各方面学习试用这支笔”。其后抗战随之而来,“一切书呆子的梦想……于顷刻间失去意义”,而时代的轻浮风气,亦随之俱进,“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真正对学术有所贡献,做人也站得住的纯粹知识分子……无不受尽困辱饥饿”,文化界或与腐烂之现实妥协,日趋堕落,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如戏,点缀政治。一切如梦,认真无从。一切现实,背后空虚。仔细分析,转争悲悯。”不过,也正是在这一“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旅程中,“用完全沉默来承当战争所加给于本身的苦难”, 沈从文的思想和信念在这种“现实”里日益成熟,即或担心于在随内战而来的现代二元对立的心态中自己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仍不妥协放弃。 观照沈从文的文学理解的形成,我们处处可以发现其背后的实感的作用。即以沈从文的文学自觉而论,我们尽可以怀疑刚走上文学之途时的沈从文,是否能有如此清楚的文学理念与如此清晰的表述,但抉之沈从文的生命历程及三十年代即写作的《从文自传》,这里所述的思想背后的实际心理经验与文学自觉,确非妄谈。至于其批判庸俗的商业竞买与浮薄争斗之政治风习引起的文学的庸俗化与文人的堕落,从其引起“京派”“海派”大论战《论“海派”》及抗战中被诬为倡导“与抗战无关论”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等文显示的思想感受发展之线索考查,自有其一以贯之的脉络可寻。论述抗战期间的“法币空气”之弥漫与文人的堕落,当时即作有《绿魇》等篇什,其最后立意所在之文学所应担负的责任(恢复民族元气、以“爱”来粘合人际关系、清除流行思想之麻醉使青年头脑清明),不但有其以前的文学作品作为支撑,实际上也是在抗战中历经沉默与内心挣扎而形成。沈从文并不是从《从现实学习》开始才对现代风习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内中所有的思想,在此前沈从文的文章中都有脉络可寻,南渡之后,这一方面的思索尤其更为深入并且渐渐逼近问题的本根,也由此明确了其另一路向的生命意义的追索,《从现实学习》只不过是给予其以清晰连贯的解说。这篇文章处处强调在其思想背后的现实经验与心理体验,对于我们理解沈从文来说,这种现实经验和心理体验的背景尤其重要,后者尤其赋予前者以实际的支撑,也确定了“言志”之言,即或“言不尽意”,其后之心迹则真实可感,“意在言外”。实际上这些思想在这时沈从文心中已经相当清晰、稳定,所以才会念兹在兹、挥之不去。写作略早于《从现实学习》之前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所记眼前触目所见,处处是内战方始的现实,自由近乎空话,人心之衰颓更是见之即忧,所以一起始即借骆驼之口感慨: 你东方最大的一个帝国,四十年,什么全崩溃下来了。这就是只重应付现实缺少高尚理想的教训,也就是理想战胜事实的说明,而且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 而深忧于“知识能否流注交换,能否出城”,北平文物的保留下来的“历史的庄严伟大”: 能不能激发一个中国年青人的生命热忱,或一种感印、思索,引起他对祖国过去和未来一点深刻的爱?能不能由于爱,此后即活得更勇敢些,坚实些,也合理些? 忧心于此,他当然想到知识人的责任: 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有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青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抗抵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 发表于1947年3月2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上的《一个传奇的本事》,因介绍表侄黄永玉的木刻和家史而起,“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纪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文章特别对湘西筸军的兴衰作了历史性描述。三十年国家动乱,筸军子弟死伤无数,只落得‘一城孤儿寡妇’,抗战胜利了,却还有一师人驻扎在胶济线上,内战一来,终而全军覆没,从此完事了。” 这无疑是和沈从文更为切己的事情,沈从文后来回忆:“写它时,心中实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 这也更显示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思想和来自现实的实感血脉相通: 得到这个消息时(指沈从文家乡的‘筸军’内战中全部覆没――引者注),我想起我生长在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而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逐渐失去应有作用,因此给人同时也给本身带来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三十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任何社会重造品性重铸的努力设计,对目前情势言,甚至于对今后半世纪言,都若无益白费。而近于宿命的悲剧,却从万千挣扎求生善良本意中,作成整个民族情感凝固大规模的集团消耗,或变相自杀。直到走至尽头,才可望得到一种真正新的开始。 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沈从文对其时代的批评,与左翼的批判所代表的来自时代的反应,本质上,并不是两种具体的观点的对立,而是两种取向截然相异的运思方式的分歧。左翼批判者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真理在握的姿态,以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为例,劈头就是:“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正因为“真理在握”,他才能以不容争辩的审判者的姿态宣判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也才能呼吁作者读者们和他们绝缘,要求沈从文等人“翻然改悟”。 后来的研究者分析《大众文艺丛刊》中的话语方式,发现其中的“主语复数‘我们’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我们’不仅是代表着‘多数’,即所谓‘人民’(‘群众’)、‘阶级’(‘政党’)的代言人,而且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解释者,判决者,即所谓真理的代言人。与‘我们’相对立的是‘他们’,二者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绝不相容。‘我们’担当的是真理的捍卫者与审判者的角色,居高临下:‘你们’与‘我们’不同,因此‘你们’便错,不辩自败。”而这种话语方式实际上是以背后凭藉的权力为基础的:“随着政权的更替,‘我们’开始上升为一种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在当时,这是全新的秩序,体现着一种崇高的理想,仍然保留着某种精神的魅力,同时又伴随着服从的绝对要求,对个体生命自由形成或隐或显的压迫。” 就其目的来说,“它实际上是意味着一种选择,即以‘思想斗争(批判)’作为发展共和国文化(文艺)的首要任务与根本之路。……人们渴望创造一种纯粹的全新的文化(文学),就迫不及待地要与一切旧的文化(文学)划清界限,实行所谓‘彻底决裂’,至少也要与之绝缘”。 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以“科学”理论为依据、把现实作为对象加以规划、引导并建立一种“新现实”的强力意志的强烈体现。 对于沈从文来说:问题正在于,郭沫若要求他“翻然改悟”的东西,恰恰是他不能“翻然改悟”的――虽则以后很长时间,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将他的思想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说,在当时,郭沫若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要求他“翻然改悟”,但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粗暴的简化――而正是这种“简化”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是沈从文所强烈地蔑视乃至反对的,由此种方式所出发之批判,自然更是他所不能接受乃至刻意要抵制的。这种极端简化的二元对立式的政治批判,必不可免地忽视甚至有意歪曲沈从文的精神内核,或者,勿应说,从这种思维出发,本身就是很难抵达与理解沈从文的精神内核的。沈从文对现实的批评,针对的并不是任何具体的“主义”,但却是任何从“主义”出发的思维方式。也正因为对这种思维方式与政治势力和商业竞买风气结合后形成的庸俗现实有深切的感受,他才在根本上把这种思维方式及其普遍传染,看作简化人头脑的奴役麻醉,并直指其为导致民族生命力萎缩并形成庸俗现实的原因,这也同时是沈从文何以自外于“杨墨”、强调从最切己处出发、“保持单纯和严谨”的“从现实学习”的原因所在。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其思考之出发点与理路,在在不离其“实感”,而其价值也在于此。 “现实”一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中自属关键词之列,但不同的知识者把握现实的方式并不相同:以宏大的规划来设计乃至规划“现实”,等而下之,则以流行观念、标语、口号乃至政策宰割“现实”,是一种方式;从个人实感出发,从自己经验的最深切处触摸、感悟现实,也是一种方式。把握现实的方式,背后实际上是对生活的不同态度:漂浮于生活的表面,不向更深处追索现实的症结而盲从于流行的思想时尚,惟恐落伍,表面上“先进”,实则不过是怯懦懒惰之徒文饰自己思想苍白的装饰;以为真理俨然在握,世界可以任其宰割,而一旦付诸实际,处处显得扞挌不入,问题接踵而至,实际上不过是对人类的局限没有清楚认识的盲目的自大;而从个人经验最切己出出发,虽然姿态很低,却是对人对己对世界忠实的一种态度――不过既然是从自己的经验最深切处出发,则其追寻意义的方式,亦当与流辈判然有别,这种人必然地要成为精神上的探险者或探索者,而一旦遇到来自心灵内部的无法克服的阻碍,则会导致剧烈的反弹,并引起内部的巨大震动。鲁迅如此,沈从文亦如此。在根本上,他们都是敏于实感的思想、艺术、心灵、精神的探索者,而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工程”这一意象的以现成蓝图的“规划”、“建造”的含义的方面说――毋宁说,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这种真理俨然在握的“规划”、“建造”的工程师的态度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和沈从文在较为深入的层面的相通: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攻击当时的“挟大势以发声”的无信仰的“伪士”为“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附,乃即以大群为鞭箠,攻击迫拶,俾之靡骋。”这些“无信仰的知识人”,在当时所提倡的,都是顺应时势需要的东来新说,然“以众虐独”,遂使“人丧其我”,正因为这种新说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涉及人的本心的把世界看作对象、把人看作原料的规划和建造的现代思维的产物。鲁迅后来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发现“吃人”,虽然在文字上是对传统的“仁义道德”而说的,但未尝不包括对各种现代思潮的“仁义道德”的批判――因为无论哪种“仁义道德”而至于吃人,在根本上都是因为它失去发皇张扬滋养人的本心向上的能力,而变为外在的制约强迫的话语权力而已。而在四十年代,沈从文也写下了这样的发现: 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 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批判和鲁迅在世纪初(一九0八)的批判,所反抗的在根本上其实是一回事,而他们批判的东西实际上却以各种各样的变体在现代中国反复出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从沈从文的“呓语狂言”和《狂人日记》的相通之处,最能看出这种现代风习在现代中国的延续与强化。二十世纪中国人,研治西学,窥其堂奥者少,得其皮毛者多,思力精锐兼之勇猛精进、持之以恒而能追其根基者,可谓凤毛麟角。然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大之时髦,则纵或学力不逮,思理未惬,披西说之皮,则可流行域内,挟持人心,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之潮流。其流风所及,将外来学说、主义当作真理,比附、推演并以之宰割中国现实,不在少数,滔滔不绝、口舌便给,便称能事,貌或甚辨,于中国现实实为两间,且往往由求真理 之意志沦为以流行、时髦为鹄的,若与权力意志结合,则以攫取最大的权力和现实利益为归终,至于祸国殃民、率兽食人亦不顾惜或非其思虑所及,反不如禀敏感之资、以朴素之心、不逞玄谈、处处出以实感者,能见问题之本根。也正因此,鲁迅和沈从文的批判实际上针对的是现代最流行也最有势力的思想方式,也因此他们都可以称为思想者。思想者历来有两种路向:或精于思辨,或敏于实感,二马并弛,则为兼善,人性偏至,鲜能兼美,然倘其真可谓为思想者,则纵或取径有异,要之思理颇可会通。从另外一方面看,既然不能认同这种“设计”、“规划”、“建造”,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也就不能不与这种“设计”、“规划”、“建造”异途:这在鲁迅是在现实环境中与各种各样势力的死缠烂打的搏斗,在沈从文则是对于生命本己和人生意义的体悟与追问,而其基础皆非主客对立式的对于现实的“图画”,而是深深浸透于现实之中的实感。 鲁迅和沈从文的思想已经触及到的现代“规划”及在此基础上的“改造”,是现代世界普遍的问题,二十世纪的许多重要思想家都思及这一现代困境。差不多在沈从文南渡并陷入对生命意义的追索的同时,西土哲人海德格尔发表了其思考现代本质和人类困境的重要演讲《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弗莱堡)。在这里,各种现代的重要现象(科学、机械技术、“艺术成了体验的对象”、“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活动来理解和贯彻”以及“弃神”),被从根源上追思到“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时代,因为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阐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 这种基础即是:在人成为主体的同时 ,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由此人必然地施行对于世界的宰制:“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而“一旦世界成为图像,人的地位就被把握为一种世界观。” 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人对世界的征服、世界观的争斗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对一切事物的控制:“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这里,‘图像’一词意谓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因为这种确保、组建和表达自身为世界观,所以,现代与存在者的关系在其决定性的展开过程中成为各种世界观的争辩――这些世界观已经占取了具有最终坚决态度的人的极端的基本立场。为了这种世界观的斗争,人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暴力。” 海德格尔看到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庞然大物(das Riesenhafte)到处并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并且成为笼罩在现代世界的阴影:“一旦在计划、计算、设立和保证过程中的庞然大物从量突变为某种特有的质,那么,庞然大物和表面上看来总是完全能得到计算的东西,恰恰因此成为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当人成了主体而世界成了图像之际,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物。” 而在海氏看来,“这种庞然大物尚未被释放出来,甚至根本还不是从完全的和被聚集起来的现代之形而上学本质中生长出来的。” 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29年的演讲《诗人何为》中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表述,就其揭诸现代人不自知的困境来说,这篇演讲比前者更为尖锐:“人把世界当作对象”之际,“世界是作为对立的持存(Bestand)显现出来的,这种对立的持存整体听凭贯穿自身意图的制造者的摆布与处理,并因此处于他的命令之下了。”“与此相适应,人的意愿也只能是这样地以贯彻意图的方式存在,即,人的意愿事先就把一切(虽尚不能遍览一切)逼入它的领域之内。一切都自始不可遏止地要变成这种意愿的贯彻意图的制造的材料,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人的材料。”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而在技术观念的统治展开来的时候,个体的个人看法和意见的领域早被弃之不顾了。” 海德格尔看到“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 现代的本质建基于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之中,在人成为“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之际,人成了世界的立法者和裁判者,人的僭越表面上使得人自由、高大,最终却使人成了某种可计算的价值的奴仆和实现这种价值的原料――不论这种价值是“市场价值”还是“政治价值”。海德格尔以预言家的口吻说: 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并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 海德格尔把这样的时代称为“世界黑夜的时代”:“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 他寄希望于一种诗意追问的转向: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踪迹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然而这是困难的:“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的踪迹也几乎消失了。这些踪迹愈是消失殆尽,个别的终有一死的人就愈加不能达乎深渊,去摸索那里的暗示和指引。”所以海德格尔说:“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 沈从文的思想自然没有海德格尔这样清晰,也不见得深入,但他显然触及到这样的问题,并由此生发出他在贫困时代里对于生命本身及艺术使命的诗意追问。触目的现实使沈从文强烈地感到“救心”的必要,并把“救心”的希望寄托于艺术,在这里,沈从文维护着艺术和思想超越现代狭隘的政治与实际利益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的进步意义上,一个真正的伟人巨匠,所有努力挣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的趣味及所悬望的目标,总不易完全一致。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 沈从文对艺术意义的理解,与他所一再措意的“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代表的来自民间的生命力息息相通,而其意向则指向生命本己踪迹的追索: 我们似乎需要“人”来重新写作“神话”。这神话不仅是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实成分重新处理,还应当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 沈从文的思想经过内心的紧张寻索,并不是仓促冲动的无根游谈。他的以“爱”和“美”来粘合人生的文学思想,其实在抗战前的沉默期间已经形成。有的研究者论述沈从文的这种思想,将之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联系起来,并顺利成章地将之归纳到五四的启蒙话语之列。这在沈从文的文章中,当然有据可依。不过,论述太过粗略,难免会忽略了更为要紧的沈从文自己的心理经验。实际上,沈从文在沉默中,有一种生命的自觉,他所企图把握的,是生命的意义。一九三五年十月作的《时间》一文中,谓: 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出一点特殊意义和永久价值,心性绝顶聪明,为人却好象傻头傻脑,历史上的释迦,孔子,耶稣,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复古,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死过后却显得很伟大。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历史上这种人可并不多。可是每一时代间或产生一个两个,就很象样子了。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可是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这正是企图使生命获得超越的一种自觉。而沉默其实也正是企图亲证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最后落足于实践,仍不离自己的本业。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在北平作的《沉默》一文谓: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产生的意义。我想起三千年来许多人,想起这些人如何使用他那一只手。有些人经过一千年或三千年,那只手还依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完全是一只有魔力的手。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只手……然而有些人的手却似乎特有魔力。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手变成一只魔手?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自己一只手成为光荣的手? 我知道我们的手不过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既然是一道桥梁,借此通过的自然就贵贱不一。……既然是一道桥梁,通过的当然有各种各色的人性,道德可以通过,罪恶也无从拒绝。只看那个人如何使用它,如何善于用心使用它。 …… 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这经典的完成,不在增加多数人对于天国的迷信,却在说明人力的可信,使一些有志从事写作者,对于作品之生长,多有一分知识。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这工具必需如何造作,方能结实牢靠,象一个理想的工具。我预备那么写下去,第一件事每个作家先得有一个能客观看世界的脑子。可是当我想起是不是这世界每个人都自愿有一个凡事能独立思考的脑子,都觉得必需有个这样脑子,进行写作才不必依靠任何权势而依旧能存在时,我依然把笔搁下了。人间广泛,万汇难齐。沮洳是水作成的,江河也是水作成的;枸柚宜于南国,枣梨生长北方。万物各适其性,各有其宜。应沉默处得沉默,古人名为“顺天体道”。雄鹰只偶尔一鸣,麻雀却长日叽喳,效果不同,容易明白。各适其性,各取所需,如果在当前还许可时,我的沉默是不会妨碍他人进步,或许正有助于别一些伟大成就的。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流徙云南时写作《云南看云》,感于“……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深一层的认识” ,将自然与人事两相对照,企图以自然之美和广博来陶冶提升被现实庸俗化的头脑,使之感觉到生命的神圣庄严: 可是我们若在黄昏前后,到城郊外一个小丘上去,或坐船在滇池中,看到这种云彩时,低下头来一定会轻轻的叹一口气。具体一点将发生“大好河山”感想,抽象一点将发生“逝者如斯”感想。心中可能会觉得有些痛苦,为一片悬在天空中的沉静黑云而痛苦。因为这东西给了我们一种无言之教,比目前政治家的文章,宣传家的讲演,杂感家的讽刺文都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同时还美丽得多。觉得痛苦的原因或许也就在此。那么好看的云,教育了在这一片天底下讨生活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是一种精深博大的人生理想?还是一种单纯美丽的诗的激情!若把它与地面所见、所闻、所有两相对照,实在使人不能不痛苦! 我意思是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象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尚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我们如果真能够象卢先生那么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物的美丽景象,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堕落,不甘心堕落,我以为这才象是一个艺术家最后的目的。……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 在战争环境中言说在自然之中静观默会,是一种迂远之谈,还是立意深远的表现?应该看到,沈从文这里根本的命义在于,人在与自然的相契相合看到某种高尚的远景,从而获得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自觉,而不再拘泥于庸俗现实的束缚:因为严重的不是我们处在忧患之中,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忧患吞没了我们,使我们除了眼前的灾难什么都看不到,以至于忘记那些更为美好与高尚的,灾难和在灾难面前的细小的利益就霸占了我们,使我们堕落,使我们陷入庸俗的实际主义无力自拔。沈从文的作品喜欢将人事织于自然中,给人的感觉是自然山水自有其生命沁润化育人生,而人事变动不息,在自然的背景中或者和谐,或者冲突,相比自然生命之天地悠悠,实不过小焉而已。 从另一方面看,沈从文所说的自然与人事的美,也正是企图从造物之中追寻他所谓的“神性”的踪迹: 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和“偶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记忆中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不仅这些与“偶然”间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依,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 而他所谓的“抽象”、“理想”、“观念”等等,正是企图在这种追寻中把握生命的本质与意义。在沈从文四十年代初所写作的小说《看虹录》中,小说中的作者说: 我面对着这个记载,热爱那个‘抽象’,向虚空凝眸来耗费这个时间。一种极端困惑的固执,以及这种固执的延长,算是我体会到‘生存’唯一事情,此外一切‘知识’与‘事实’,都无助于当前,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我似乎在用抽象虐待自己肉体和灵魂,虽痛苦同时也是享受。 《看虹录》中纠缠着生命意义的本质性追索与渴望,有研究者指出:“《看虹录》对女性身体与鹿身体极端精微的凝视和呈现,正是出于表现生命本质的企图,他悬置了任何关于身体的‘情欲’、‘道德’等的理解,而仅将其看成‘生命的形与线’的‘形式’,‘那本身的形与线即代表了最高德性’即神性,人由此获得与上帝造物相通的处境。《看虹录》第三部分的焦虑不仅来自体验与书写语言之间的矛盾,更因为经验本身的偶发性、短暂性,因而感受到生命本体的无可捉摸。沈从文竭力从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中归纳出一种永远处于‘燃烧状态’的至纯至美的生命本质。……这个本质不仅成为个体生存的根本(‘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存在以及民族精神重铸的根本。因此,他以极为执着的庄严感,往返于近乎迷狂的体验与失语的焦虑之中。” 这种执着的寻索无法在任何现代的规划活动中实现,现代的贫困也忘记了这种寻索,不过沈从文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所以,也毫不奇怪沈从文在《从现实学习》中表现出一种神圣庄严感,这种神圣庄严感类似于康德“头上是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宏阔境界: 夜深人静,天宇澄碧,一篇灿烂星光所作成的夜景,庄严美丽实无可形容。由常识我们知道每一星光的形成,其实都相去悬远,零落孤单,永不相及。然而这些星光虽各以不同方式而存在,又仍若各自为一不可知之意志力所束缚,所吸引,因而形成其万分复杂的宇宙壮观。人类景象亦未尝不如是。温习过去,观照当前,悬揣未来,乡下人当检察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二十五年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所作成的微末光芒时徘徊四顾,所能看到的,亦即似乎只是一片寥阔的虚无。不过面对此虚无时,实并不彷徨丧气,反而引起一种严肃的感印。想起人类热忱和慧思,在文化史上所作成的景象,各个星子煜煜灼灼,华彩耀目,与其生前生命如何从现实脱出,陷于隔绝与孤立,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皈依之心,转油然而生。 由这里所说的“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和“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皈依之心”出发,我们也不难理解整个四十年代沈从文何以被“抽象”所缠绕,并且一再陈说用“爱与美”粘合人生以及由生命见出“神性”等思想。这其实是企图从根底上疗救现代人心的自大、焦虑、伧俗、贪鄙与庸碌。讥嘲这种思想为迂远,其实正可以看出现代中国风习的焦虑与鄙吝。然而,一种出于实感与体验的思,终难与现代人“设计”、“建构”现实、历史乃至自然的思想方式相洽而没有扞挌之感。同为立志高远,出于设计之思想与出于实感亲证体验之思,其间大有区别,象沈从文这样喜欢独立地“思”与“抽象的抒情”的自然之子,自然会对现代人远离根底的风习与思想方案提出致命的批评与疑问。对于沈从文理解的“现实”、自然、爱与美、“以美育代宗教”,从这个思路考查,方能见其命义深远处所在。沈从文的沉默,也只有从这个方向,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沉默之中,生命才能从亲证其根本处生发力量,为己成人,方能有所着落。在两年的沉默之中,沈从文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经过四十年代的“抽象的抒情”,到《从现实学习》时基本成型。因为是从实感而来的精神积淀,自然是相当稳定的工作目标,需要的是潜心而稳定的工作来将之实现。当沈从文在沉默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志业。就其内涵来说,这种志业绝对不仅仅是个人的。正因为所抱者大,那种不被理解的痛苦也就更为沉重;也正因为稳定,自然不象他所批评与不屑的文坛论争家或者虚浮的文士那样可以轻易舍弃。也因此,不但个人在沉默之中的精神搏斗也就更为剧烈与深入,而随之而来的舍弃的痛苦也就更为强大。这种痛苦,绝不仅仅是出自于个人安危的考虑。它所从来的最大来源在于,需要舍弃的并不仅仅是一己之文学志业,也不仅仅是随这种志业而来的对国家民族的现实承担和精神承担,更在于割断割断自己与大地的血脉,以及经由自己的文学可能重新沟通的人与生命本根的联系。 四 排斥个体独立的思考以及由生命体验出发对于某种超越现实的精神的追寻,实际上是使得文学文化发展缺乏动力与深度的原因,此种倾向,二十世纪中国为至极。追溯其根源,与时代的焦虑鼓励一种基于现代人的自我夸大基础上对于现实、历史、世界的规划、设计、建造,而始终缺少一种从容的心态亲证自然与生命的本根有关,也因之高远深厚的文化建设常常被忽视,对自然人事的亲证交流也常被讽刺、排斥、变形,甚至被敌对化或妖魔化。概而言之,“二元对立”的心态实际上来自于现代中国的焦虑,这种焦虑鼓励在将世界图像化的基础上主体对于世界的征服,由此难免产生各种“意缔牢结”的肤浅、化约式的思维方式,即使是企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者,实际上也难免被其简单化约的命运。规范式的思维,排队式的立场,简单的头脑,庸俗化的思维,是一切真正致力于追索、亲证生命本根的艺术的大敌,因为艺术要处理的是实存、丰富、复杂,而深厚的艺术常常是从生命的根源处生发,在其超越处光大。现代的敌对式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恶果不特在由之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相斫相砍,更在于简化的思维导致对真正的艺术的挤压、抹杀与根绝,亦因之割断个体与生命本源的联系,使生命归属于某种市场价值或者政治价值,成为实现这种价值的奴仆和原料,日致蛮荒、粗野、狭隘、庸俗、鄙吝乃至凶残,以至最终忘记对生命意义的本质追问,忘记生命本身的美、自由与庄严。沈从文与这种思维方式的冲突及其遭遇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个案。从这里观察,现代中国的公共空间难以成立,所致之最大恶果实在于此。中国人向有将意见之分歧化作道德上之正邪、党同伐异的习惯心态,流传到现代并与政治上的现代党争结合,演变而为最恶劣的强迫式的排队习惯,不但自己排队,而且强人就己,二元对立心态一旦激化,结合现实之政治强力,则各种文化建设所存所需之空间必致难以存在,追其根源,知识阶层盲目追新趋势的肤浅势利心态与民众的缺乏主见的狂热结合,难逃其咎。 从这里出发,我们也可以对沈从文的文体有较进一步理解。如果说,白话文运动割裂了传统的“言”与“道”的关系,而新的“言”并未与新的“道”之间建立有机的关系,胡适之提倡白话文所释放出的种种天罡地煞星式的实验,实际上不过是努力地要在新“言”与新“道”之间建立联系的实验以及实验而不得的痛苦与焦虑。在更常见的情况下,乃是建立移植各种各样的现代意识形态,并挟时势的强力迫使语言承载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本性上,这些现代意识形态必然地施行主体化的人对于图像化的世界的宰制,因而是勇于割裂语言与复杂蕴含的存在的关系并且遮蔽个体与“道”之间的联系的缺失的痛苦的。这种态度自白话文运动切断传统的“言”与“道”关系之后,实际上即流行弥漫于现代中国文化界,其勇于提倡的勇气远过于胡适之,却遗弃了胡适之谨慎小心的“尝试”态度。于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道”凭藉的时势不断变迁,语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新道”层出不穷,语言却越见枯槁。 沈从文走上新文学的道路,如其自述也属于胡适之之后的“工具重造”一路,但其乡下人的实感实有助于在现实的丰富性与语言之间重建联系,因为在这种努力创造一种表达自己的感性、经验与思考的文体的过程中,语言与存在本来即是同时生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时时经历沈从文的语言与文学的丰富性。进一步说,这种语言与存在之间诗意的和谐并不是一朝获得即可一僦而就的。它一旦获得,即必须不断回应来自新的现实所激发的“烦”的质问,由此必须不断地致思。不断致思即是不断舍弃与重造。舍弃需要的是勇气,是否有勇气面对实存之烦与重压,是一切致力于以诗与思的方式沟通存在与语言之间的联系的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四十年代沈从文舍弃《边城》之中已经非常完美和谐的文体,启用一种叙述的、冷观的、抽象的、混乱的文体,即意味着,他必须面对新的来自现实与自己内部的挑战。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精神挣扎和文体上的实验是同一的,这种努力(在这个词的原本意义上,它包含着一种吃力、不胜其重量的负荷、但仍独自承担的意思),是要从原本意义上来追思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意义,而因为要通过一种独立的诗意的致思在个人与世界的烦乱以及时代的重压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致思必然是无法采用任何现成的说辞而必须通过自己内心的痛苦折磨来获得的,也正因此,它才显得抽象、拙笨、痛苦、吃力,混乱,不仅在精神上、也在语言上趋于谜狂与疯狂。 对于沈从文来说,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在公开层面再要继续自己屡经折磨确定的写作方向已甚少可能,一方面是意识到“红绿灯的指挥”,另一方面却企图继续走自己的路,这种两不相容的思维的内在冲突决定了最后这种不可能 ,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他在一九四九年精神迷乱的重要原因。冯至论歌德,掂出“脱皮”与“断念”两个观念,谓必须经由一层层的舍弃,个体方能真正成熟:“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有几分把握住他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为止。……我在幸福中间是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我天天在一切的努力和工作时,只看见那不是我的意志,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个力的思想并不是我的思想。”在他看来,歌德一生丰饶的成果背后,“随时都隐伏着不得已的割舍和情心愿意的断念”。 对于沈从文来说,四十年代的沉默与迷乱其实也是他的脱皮与断念,由此感受到的那种“更高的力的意志”,本应使他在文学上有更大的作为,却因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中辍,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情。而一九四九年的疯狂,可以看作他最后一次断念和脱皮开始时必有之事,这次断念最终放弃了公开层面的文学功业,却持守住了一种纯正的文学精神,并且彻底割断了其与任何现实功利之间的联系。这最后一次断念,最初的动因当然不是来自自己的意愿,但最终却要通过自己的心灵中的巨大冲突来完成,“呓语狂言”时的精神迷乱,实为个体开始最后的精神断念时必有之事,从这些零散的片断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精神的苦痛,似乎现代中国的敏感的灵魂都需要经历更大的磨炼。经由这最后的断念和脱皮,沈从文顺应时势痛苦地舍弃了自己无法再承担的重负,在时代大潮中找到自己的安静的角落,在狭小的空间内亲证特定情况下的生命历程――而其文学才华和精神上的发展,我们也只有在其私密的写作中才能一窥端倪。 五 一九四九年后的沈从文,更主要地以文物研究者的身份出现。这种文物研究,也是触摸民族历史文化血脉的工作,在学术上也确实有很大成绩,不能轻率地说没有精神承担,但比起以前的文学工作所企图承担的探寻神性、人性重建和民族重建的工作目标,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退守。在退守之中,能够有所为的一面已经非常狭窄,更多的只能是有所不为。不过将《家书》的文字考虑进来看,这一次断念,虽然舍弃了公开层面的承担,却在私人空间中开辟出另外一块天地,个人心灵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在沉默之中有了更多的触摸与融合。在《家书》徐徐叙来的貌似琐屑的常事中,蕴含的是另外一种抽象的抒情。 这一次的重新开始,心由原来的骚乱迷狂转为虚静,虚乃能容,静乃能鉴,心灵经过淘洗变得明亮,光可鉴物,所以,某些地方甚至比起作为《湘行散记》的前身的《家书》部分还要细致、光洁。从1950年代之后的《家书》部分来看,沈从文依然保留了原来的那种文学态度:世界在他面前不是任其规划、宰割的图像,而是有其自在活泼的生命,所以不仅人是主体,世界也是主体,世界与我同在,在深处相互交流、默契于心,这样,虽然是在一个“大时代”之中,沈从文所看到的,却不仅仅是人事,而更看到人事之外的自然、天地、更广大的存在,与其同时代的追潮者的写作相比,《家书》的写作似乎很随意,也更多是从细微之处描摹熏染天地自然、人事现实,捕捉历史情绪,但境界却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也正因为不自居为万物的主人而与世界为友偕游的态度吧。生命由复杂重归单纯,主体的混乱的意绪重归安静,静以鉴物的能力自然回复,万事万物遂皆以其本相呈现于心灵,以其本有之庄严抚慰与滋养曾骚乱不安的心灵: ……昭君村和屈原宅也过了,屈庙和历史的应有情形不大相称,不过如一个普通龙王庙矗立于半山而已。江水到此已不宽,前后通是山,山在水中转,有些地方似乎不到廿丈。水急而深。船一面行进一面呼唤,声音相当惨急。两山多陡绝。特别好看是山城山村,高高吊脚楼,到处有橘柚挂枝,明黄照眼。小湾流停船无数,孩子们在船板上船棚上打闹,一切都如十分熟悉又崭新陌生。因看峡景大家即停止学习一天。水窄处还不如沅水,两山有些地方也不如沅水山之秀峭。特别是水流黄浊浊的,壮而犷悍,和沅水清绝透明不同。过神女峰,秀拔直上天际,阳光强烈,因之斑驳白赭相间,特别美观。下五点左右泊巫山县,小船卖橘柚的,多拢船边,用小兜网揽生意。柚子一千两个,橘子一千四个,柿子一千四个,大而红。县城沿江岸高坎上,有许多吊脚楼沿岸联接,也有人抬货物上船,船多在河边,一排排的十分安定在那里等待装载,和一个作母亲的神气一样。树木还绿阴阴的。气候恰和北京八月相近。川江这些地方,从河面看来都极美观。特别是小一些的村镇,屋前后橘柚垂实,明黄照眼,动人之至。山头都收拾得极干净整齐。上流一点有个山,山头圆圆的,上面有个相当大的庙宇,可能是什么楚王神女庙。下游一点一个尖山,相当高,上面也有个小庙,好看得很。 …… ……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 …… 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 这时节船尾有上煤小船挨过,船上水手杂乱歌呼,简直是一片音乐,雄与秀并,而与环境又如此调和,伟大之至,感人之至。 天渐入暮,山一一转成浅黛蓝,有些部分又如透明,有些部分却紫白相互映照,如有生命,离奇得很。更离奇处即活在这个环境中人都如自然一部分,毫不惊讶,毫不离奇,各自在本分上尽其性命之理。 船又来了,蓬蓬蓬蓬的由远而近。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巫山县船上致张兆和 不特如此,《从文家书》中写人事,也着笔不多而生意盎然。写几个城市的印象,济南、南京、长沙、苏州、上海也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生命,时时露出作者的风趣。如写南京“一般三四十岁的妇人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见出血气不足,血气枯竭的样子,手中必提个包包或篮子之类”,推测其吃东西必有关系,而“一般人说话声音都极大,和吵架一样。到处都可听到相吵,其实是说话。不大习惯是在车上,说话声音有如彼此竞赛。在博物馆陈列室,也大小竞赛,真正作到百家争鸣的情形。”(致张兆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南京) 写到常德,大约因为是少小熟习之地,写得颇有感情:“到常德时,还过麻阳街探探乡亲,几个老麻阳婆守在一个狗肉专馆前摆烟酒小摊,那专馆却有四十三只狗腿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六七个酒坛,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条一流人物来到铺中大宴。这两天正值大晴天,早上雾中山景,好到不可形容。车过桃花源时停了停,有个水溪合作社小铺子,三五张茶桌上也还坐了好些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人物。铺前小摊子边却有个穿干部服外加围裙的中年人物,在和人买卖香烟。唯一有点古空气的是一坛酒,但也是从常德来的烧酒!桃花源已非世外,却有意外新事,即常长间有个地区出产金刚石,比苏还好,将来可能是世界上名矿之一。”(致张兆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长沙) 写上海街上之拥挤,“过马路人多如飞奔。走到三轮上,江北车夫精强力壮,眼光四注,手足灵活,转弯抹角都用李少春演《三岔口》手法,丝丝入扣,在汽车无轨电车间进退自如。一切却极其自然,全无名演员骄气,真了不得!他虽庖丁解牛,胸有成竹,从北京来坐在车上的客人,不免有点担心,而且明白不是在台下看《三岔口》,事实上是在车上参加表演。”(致张兆和,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一信,上海) “街上人多虽够多,可不叫嚷,若被一只力大无比的手在转动,这只手怎么创造出来的?却又是这一些人百年劳动积累形成的。大家都静静地守住自己的分在动。”(致张兆和,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 《家书》中写人事印象,不大有时代的慷慨激昂姿态,即使偶有时代大事,也编织在更广大的天地自然的背景中(如他五十年代初参加的土改)或对日常现实印象、气味的捕捉中,或许正因为意识到更广大高远的存在,看出人事之于天地更广大的存在,小焉而已,所以才能齐人事之小大一视同仁――沈从文确乎获得了不同于凡俗的眼光:因为在更广大的存在之中,喧嚣一时的大事也只不过是沧海浮沤,随起随灭,而庸常生活、人事的气韵也许反而是海水,沉潜其中,更能意识到存在的丰富广大。弗吉尼亚•伍尔芙谈到淘书的乐趣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旧书店里的书是野书,无家的书,它们像一大捧各色各样的羽毛一样凑到一起,有着图书馆里那些驯顺的书卷所缺乏的魅力。此外,在这种任意混杂的伙伴堆中,我们还可能碰上某个全然陌生者,而它,如运气的话,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最好的朋友。当我们从上层的一个书架上,探手取下某本灰白色的书时,被它那破败和废弃的氛围所诱引,总是会产生一种希望,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碰上一个百年前的男人:他正骑着马出发去探索米德兰和威尔斯的羊毛市场。这是一个无名的旅行者,他滞留在客栈里,喝着他的酒,注意着漂亮的女孩儿和严肃的顾客,出于纯粹的喜爱,生硬而费劲地写下了所有的一切(该书是由他自费出版的)。这书极其罗嗦、忙乱和实实在在,所以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那蜀葵和干草的特殊气味以及他自己的画像已渗流于其中。而那画像是如此地出色,故而使他在心灵的角落里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从文家书》就有这样的魅力,作者当然是一幅好手笔,而其中所娓娓到来的,却确乎是“出于纯粹的喜爱”实实在在、拉拉杂杂写下来的,内容似乎只是琐屑,而实际上他看到的,他打捞的,却是被时代大潮裹胁而去的大部分文化人所无暇或不屑注意到的时代面影和个人经验,而现实生活的“特殊气味以及他自己的画像”也“已渗流于其中”。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时代既滚滚向前,文化人也追之逐之惟恐落伍,类乎沈从文描写大江时所写的“江中只是一汪浊流,急忙忙向海奔赴,如不得已的在赶路。江中的鱼鳖也若在不得已情形中同向海中奔赴。”(致张兆和,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第一信,南京)流风所及,包括文学在内的叙事大多数被所谓历史大事所占领,生活的肌理、韵味、个人的记忆、对更广大的天地、自然、存在的意识也被淘空,由此影响到人们的心灵所关注的日益贫乏,眼睛所能看到的也仅仅是所谓大事,反而是类似写作《家书》的沈从文这样的时代边缘人,仍旧保留了能够触摸生活肌理的眼睛和体悟天地悠悠的心灵,幸亏有类似这样的眼睛和心灵,我们才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写作中也有不限于实际功利的更高远的境界。《家书》中的沈从文,对时代的“动”颇具敏感,但也多犹豫怀疑:“世界在动中,一切存在在动中,人的机心和种种由于隔离,生分,相争相左,得失积累,在长长时间中,在不同情感愿望中而生长存在,彼此俨若无关而又彼此密切联系,相激相宕形成不同发展,到明天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生可悯处,也即在此。人太脆弱渺小”。(致张兆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内江) ,也因此,内中书写的自己更多的是安守“静”的本分,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写给张兆和的信之中,附录了他的几幅速写,画下分别题写了这样几段文字: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 同年五月二日的信中,特别注意到江面上的艒艒船: 这里夜一深,过了十二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作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船的和过渡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那么尽作种种空想?……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 这封信后附录了几张艒艒船的速写,其中一幅上的题词写到:“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沈从文在写这两封信的时候,正是鸣放的高超,而他无意中写下的两段话,为自己留下了一幅写照。在一切都在动的时候,他象“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而那艒艒船上捕鱼虾的人,很象他写作《家书》时的心态。 进一步看,《家书》中对自然的亲和与对人事的亲切描述也是相互渗透的,其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体悟,较之以前,更深一层。在四川参加土改时所写的信,最初几封即表现出自然对于人生命的淘洗,使其不再纠缠于人类机心的相纠相左,看到“人事在有背景中动”,似乎是以前的回复,实际上却更沉静开阔,在“人事的动和自然的静相互映照中”,甚至在“极静中闻鸟声”,也能感觉到“生命和时代脉搏一致时的单纯和谧静”, 感到“创造心的逐渐回复”。登高望远,也能体会到生命与更为宏阔远大的存在的相互汇通交流,放弃我执:“天气如好些,体力也好些,我一天总有点时间可到山顶上去看看,大家以为我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的看风景,不会想到原来是在那个悬崖顶上,从每个远近村子,每个丘陵的位置,每个在山地工作的人民,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加以贯通,我生命即融化到这个显示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而有所综合,有所取舍,有所孕育酝酿。这种教育的深刻意义,也可说实在怕人,因为在摧毁我又重造我,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来得严重而深刻。我就在这个环境中思索、学习,而放弃了旧我,变得十分渺小。”(致张兆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内江) 在沉默中不但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从天地悠悠中感觉到对生命的哀悯感,对生存有进一步的体证: 我从一条顶小顶小的路上走上山顶去,路即沿着崖边,泥土和蘸了油一样滋润,新拔的苕藤沿路摊着。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给我一点时间,在我生命中投一点资,这点天地悠悠感就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似乎荒谬十分的设想,谁能理解,能相信?……如果过去的工作,曾经得到一定的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具有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因种种内外变迁,已达到了一个成熟点上。特别是一种哀悯感,从文学史上看过去的人成就,总是和它形成一种动人的结合。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情形相异而又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生存有了理会。 --致张兆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内江 在这种静之中,沈从文重新体会到“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由此感受到在历史“事功”之外的“有情”,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悟较前更为清晰明澈。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夜在内江,工作组同人皆因事外出,他一人留守,房间板壁一面是老妇骂人,一面是病人长夜哮喘,阅读“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的《史记》列传选本”,不特“仿佛如回到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即多年前作客时读书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回复到生命里来”。在这种气氛中,他从常人读《史记》所忽视之处与古人会心,体会到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而“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认识。因之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和统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沈从文体会到了“事功”之外的“有情”在东方思想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恃。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 “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然忽略“有情”,仅重视“事功”,则必然导致性情枯槁,生命失去非常重要的部分。沈从文读《史记》有此会心,在其思想中有伏脉可寻,而在此得到一个明晰的表达,不仅是对时代弊病的认识,实在也是对自己一向的文学工作的精神态度的重认。 沈从文对音乐有异常的敏感,在“呓语狂言”部分给张兆和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曾自述音乐对他的心灵回复正常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家书》中的其他部分也多次提到从人事、自然中感悟到“音乐”,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在巫山县船上写的信中谓: 江山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作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时节的全面,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如会作曲,在心中泛滥的情感,即必然在不甚费事组织中,可以完成一支曲子。 这里也有另外一种曲子在进行,即甲板上的种种谈话、玩乐笑语,和江面小船上的人声嘈杂,江边货船上的装货呼唤,弄船人的浆橹咿呀声,船板撞磕声。另外还有黑苍苍的大鹰就江面捕鱼。一切都综合成为一个整体,融合于迫近薄暮的空气中。 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内江写的家书中也从自然中感悟到宏伟的乐章:“一个习乐曲的,如一般美术、哲学、文学、绘画文化兴致高,广泛有个理解,则在这里却必然由转移方式,得到极多的启发。特别是丘陵起伏中的自然背景,任何时看来都是大乐章的源泉,是乐章本身!任何时都近于音乐转成定型后的现象,只差得是作曲者来用乐章符号重新翻译!” 在济南听到钢琴声,感到“生命似乎在澄清”,也因而感慨于生命力的转移“再也没有比音乐来得更直接、纯粹而便利了。”对音乐的重视,似乎也可以和他对东方思想中的“有情”的重新体认相通,概而言之,“事功”和“有情”共同交汇成时代的交响乐,而沈从文的音部更专注于历史深处的人的情绪与醒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勇于说话者多,甘于沉默者少,勇于鼓噪,则易流于表层,潜入时代与生存深处,方才能够听到潜隐在深层的乐章,生长出真正的东西。沈从文此后的生命历程,即是这种潜隐在深处的乐章,在时代的交响乐中,不象历史大事、流行话语那样轰鸣响亮,甚至很容易被它淹没,但仔细听来,却更为深沉,更能抵达生命深处,显示出普通生命平和中的庄严。考查“呓语狂言”、“川行书简”、“南行书简”及相关旧诗,其中心态的变化相当明显,从最初的紧张,到神智回复之后的缓和之中仍有强烈的孤立与隔离感,再到安静从容、静以鉴物,以迄最后旧诗中所显现出的类于“知天命”的通达,乐曲起伏演进,主题旋律却相当明显,即是对天地自然、平凡生命与更广大的存在的亲和,在时代的“动”中谛听生命有情的丰富与存在的意义。 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沈从文在文学上无法毕其全功,当然是很遗憾的事情。但在时代的喧嚣骚动中,他安于一隅在沉默中生长,他体认到自己的宿命,不再患得患失,心态也更加超脱从容。到文革中,精神上的解脱使他能保持更为从容的心态。真正完成自己的断念和解脱,这从他七十年代初在湖北干校写作的《喜新晴》、《拟咏怀诗》、《双溪大雪》等旧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诗意显豁,不需多加阐释,仅录《喜新晴》一首以见此老晚年胸襟: 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老骥伏枥久,千里思绝尘,本非驱弛具,难期装备新。各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新,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亲旧远分离,天涯共此星!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经历时代歧途的赤子,一路经历千辛万苦,确证了自己的命运。以这种心态写作,时代转换之际的困惑痛苦,当然不再成为有效的纠缠。将沈从文作为一个个案,从南渡迄止其去世,探讨“狂人”康复的精神历程,观察其由“屈原”向“庄生”的人格发展,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灵魂在时代中迷乱、奋起、挣扎与最终超越的精神历程,其由“疯狂”到“狷介”到最终的近于“超脱”,显示出现代中国真实的灵魂的乐章。相比培尔•金特式的空无的灵魂,当然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即相对精神修为早年即趋于完整深入之高士,亦能给我们凡人更多的启发。沈从文的文学功业没有完成,对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从其精神、人格的发展来看,这时候完成与不完成,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吧。沈从文曾经将人生比作一部大书,而读人生这本大书,同时也是在写这本大书,这让我们意识到“潜在写作”的概念其实可以有第二义:所谓“潜在写作”,即有形的写作背后潜隐着的“人”。从沈从文人格的发展来看,一个人已经真正完成,其实在写作与不写作之外,这个人才真正是他的“潜在写作”。而这个“潜在写作”,实在弥足珍贵。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选读
  •     上册读罢,感觉沈老是文学天才,对世事有自己很特别的洞察角度,人也真的聪明、大胆。如果说上册中早年的沈老的文学天赋和感性的、作为他人丈夫的一面更突出的话,下册的沈老则更像一位睿智的长辈;怹写给晚辈的信里总以颇具前瞻性的眼光看待世事,虽然字句间不时显现对现状、对未来的担忧,却并不抱怨,并且永远不忘提点后辈踏实做人、爱国爱民。如张兆和先生后记中所言,沈老是一个“稀有的善良的人”。这本书,不管是从研究沈老其人、欣赏沈老文笔、还是侧面了解彼时社会现状都不失其意义。可以说,是很值得再读的。
  •     大半本 弃
  •     丰满人生
  •     看沈从文的书信,是一种兴奋中的喜悦,很难描述的心情。
  •     一直没舍得买 还是买了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     温暖家书,写不尽的爱
  •     好久没有这般投入地阅读,这般肆无忌惮,这般天真地阅读了~二哥和三三的故事常有,只是不被常人知道~ps,背景音乐是王菲的暗涌~
  •     喜欢
  •     我的少女心啊
  •     49年以后的书信简直没法看。心疼男神
  •     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这就是大师风范...
  •     强扭的瓜不甜,同情得来的是施舍,不是真爱。真正适合的两个人,一定是彼此吸引的,我甚至觉得,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追求一定是容易的
  •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好像是今天才体会到,这有多美好
  •     情书的部分实在精彩
  •     沈二哥和張三姐說不盡的愛戀。
  •     “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原来在单恋面前,人人都会如此。
  •     越看越动容!沈从文的两次疯狂都换得了幸福。所以人不可一世不疯狂啊!
  •     前半段是年轻,是梦;后半段是生活,是现实。啊……我还是爱前半段,果然是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鸵鸟吧。。(笑)
  •     他是我敬的大师
  •     仅读过上半册,最好的还是情书啊
  •     其实只看了湘行书简= =不纠缠于权力、制度、文化、个人、集体之间的世界,人与自然融通在一起。未得“启蒙”的边邑乡人也许不曾探求过生命存在的意义,却同样在朴野的原人意味中庄严忠实地生着,又或者那种生存反而更入木三分。|让我想到日本古典作品中的自然意味,但沈从文倾向于“生”,而非死。
  •     沈从文不愧是“湘西土匪”,追求起自己学生,全是一副流氓相
  •     沈從文第一次去北大上課,就對台下一位叫張兆和的女學生一見傾心。回去之後開始寫情書,張有點受不了,跑去找校長胡適。沒想到胡適說,我們沈老師可是前途無可限量,第一流小說家,密斯張要不要給他個機會?張兆和回嘴說,整天回這些人的信,哪有時間讀書。對胡適頗有些不滿阿。
  •     只是可惜张兆和对沈先生的爱不那么热烈真诚.
  •     good,很喜欢的一本书
  •     柔柔的笔触,是家书也是情书。难怪张兆和晚年整理沈从文给她的信件时,说:我是北京城里最幸福的人。
  •     情书写得哦
  •     时间是个奇妙的物件。
  •     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
  •     喜欢看情书,可惜大多失散在战火中了
  •     沒看完。。。
  •     电子图书馆
  •     捡了一套,美。早上翻了一通。从文先生和张兆和谈不上那么亲密无间,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二人在情感上的出入还是很大的,读来令人唏嘘。注意看张兆和的后记。
  •     我这一生中,行过许多路,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喝过许多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喜欢他的情怀,而且相信:人生多漂泊,爱自有其永恒。
  •     三三。
  •     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
  •     看过这样的人写的情书,真怕以后再难看到什么并为之所动了!
  •     就看沈从文 其实我读得很草 但因为沈从文 它有精华
  •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     沈二哥和張三姐的愛戀。
  •     二哥是个天才……可惜没赶上更好的际遇,没遇上自己的黄蓉,没有黄金时代的发展,可惜了天才
  •     到底三三还是不爱二哥。不喜欢读1949年后的信,我有点怕,怕看到写过《边城》的笔写下那些要思想改造的话……
  •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
  •     张兆和,曾经那么深爱的人。在从文先生去世后,兆和女士神智不清的时候。有人拿从文先生的照片给她看,她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她早已记不起给她写过那么多优美文字的认了。三三。
  •     可惜“情书”大多散失,写于抗战、内战、二十年动乱的“家书”读来又令人唏嘘。三三“从来不理解,或者说没完全理解”二哥及二哥对她的爱。“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话多好,带着书生的呆气。又,写丁玲“老太婆”丑事甚多。
  •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     真实材料,真实人生。
  •     絮絮叨叨,有点失望
  •     散文 只喜欢 沈从文和周作人 今又读到了家书系列 看得我 又有 抛开一切 去凤凰走走的冲动
 

高中一年级,室内设计装饰装修,饮食文化,茶酒饮料,文化评述,历代帝王,戏剧艺术/舞台艺术,中国医学PDF图书下载,。 电子图书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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