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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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ISBN:9787208016026
作者:冯契
页数:372 页页

章节摘录

  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几乎在同一时期,即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期,在中国、古希腊和古印度,人类文化好象忽然进入了春天,百花盛开,空前繁荣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奇迹,然而这种奇迹的产生是有历史根据的。  首先,就社会性质来说,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是地主阶级革命时期。地主阶级推翻了奴隶制,显得生气勃勃,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上空前繁荣的春天;而在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派战胜了贵族派后,奴隶制的民主政治也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其次,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的文化繁荣都是在铁器广泛使用以后出现的。由于铁器的广  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分工,使知识分子有可能作为一个阶层而分化出来,专门从事学术文化工作。殷周奴隶社会本来是“学在官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到春秋时期才出现了士阶层。孔子、墨子等人都属于士阶层,他们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这就使得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第三,在这个时期,中西文化都已经过了长达几千年的积累。西方是经过古埃及、巴比伦发展到古希腊的。中国文化则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发展,从仰韶文化,经过夏商周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量的积累引起质的突变,发生了文化的突飞猛进,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哲学进入了  哲学家建立体系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象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原来统一的“道术”分裂了。这表现在诸子百家纷纷创立独特的哲学体系,就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也表现在哲学与宗教、科学与迷信的进一步分裂(当然,仍然保持着某种联系),并且若干门科学  (天文、历法、地学、农学、医学、算学、军事学等)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百家争鸣和科学的发展,是推动当时哲学繁荣的强大力量。  不过,《孙子兵法》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它的辩证法思想仅限于军事领域。他说:“兵者,诡道也。”(《计篇》)在两军作战时,“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  ,其不意”(同上)等等策略,都是可以用的;但稍加夸大,便可成为政治上的权术、待人接物上的卑鄙伎俩。并且,孙子终究是个地主阶级的军事家,他公开主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反映了他的剥削阶级的本性。还说:“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他根本不认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过分强调了将帅个人的作用,这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尽管如此,却应该承认,《孙子兵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思想的萌芽,这是难能可贵的。  与孙子同时,越国的范蠡可视为法家先驱之一。范蠡,字少伯,楚国人,为越上将军,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使越称霸中国。范蠡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后来弃官经商,成为巨富,自称陶朱公。  范蠡强调“随时以行”,“因时之所宜”。(《国语·越语下》。以下所引范蠡主语,凡出自《国语·越语》,不再一一注明。)这是在“古今”之争上的法家立场。他所谓“因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就是说,如果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就不能勉强去做,盲动蛮干。否则,便是“强索者不祥”,只能事与愿违。二是“得时无怠,时不再来。”是说,时不可失,一旦得到了时机,就不要等待和犹豫;如果错过时机,则“赢缩转化,后将悔之”。这种尊重客观现实,强调要不失时机地行动的观点,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范蠡讲的天道,是指自然运行的规律。他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日困而还,月盈而匡”。是说,天道是广阔的,日月都遵循着它而有往返、盈缩的运动变化。这里没有一点迷信色彩。范蠡又说: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矝其功。他以为自然界是丰满、广大而运动不已的,但并不自满、自骄、自矜其功。这样的表述颇接近于《老子》。范蠡和《老子》一样,强调人要效法自然,并提出了“因”这个范畴。他说:  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禾刚。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  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这里讲的“因”,显然又不同于《老子》的“守柔”,而是主张按照条件不同,或则用柔,或则用刚,并且要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范蠡还认为天与人是互相作用的。他说:  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  因而成之。  例如,吴王夫差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信谗言,杀忠臣,这是“人事”,是“人自生之”。而人事引起“天应”,产生了天灾,发生了“蟹食稻”这类怪异现象,这是“天地形之”。然后“圣人因天”,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伐吴的战,争,获得成功。这里含有人事会引起“天应”之类的不科学的成份,但基本思想是要求把人事与自然条件结合起来考察,这是合理的见解。范蠡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这是说,人事变化与自然条件互相配合,是人们获得成功的必要  前提。天时将有转化,人事会有隙可乘。因此,只有认识自然界恒常的法则,不失时机地行动,才可以造成天下人的利益。  范蠡所说的“因”,很接近于《管子》的“静因之道”。《国语·越语》中的范蠡的某些话,在《管子》的《势》和《形势》等篇中也可见到,并且在那里得到了发挥。《管子》中某些思想是春秋时就有的,但它成书在战国时期,现在已无法确定书中哪些思想是管子本人的,哪些是后人的,哪些是春秋时期的,哪些是战国时期的。就现存的著作来说,《管子》的黄老之学为法家奠定了哲学基础,而范蠡则可以说是其先驱者。  同时也应看到,正因为庄子哲学是相对主义和怀凝论,能够把人们从“独断的迷梦”中唤醒起来(我在这里借用了康德称道休谟的话),所以就构成了哲学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庄子给人们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问题,特别是揭露了逻辑思维的矛盾,这在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与庄子同时或稍后,辩者惠施、公孙龙等人通过“坚白”、“同异”之辩,对这种矛盾又作了进一步考察。然后,《墨经》和荀子才有可能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建立形式逻辑体系和提出辩证逻辑原理。庄子关于反刘“成心”和批评“一曲”的思想,可以说是上承宋钘“别宥”而下启荀子“解蔽”。荀子《解蔽》篇开头便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于大理”,用的就是庄子的语言。不过荀子的《解蔽》有比较多的辩证法思想,它包含着相对主义因素,但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正好说明,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哲学向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  庄子的相对主义和他的自然原则密切相联系。他用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来动摇、破坏一切人为,以求回到自然。就伦理学和道德领域来说,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也有其两重性。庄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对人生的达观态度有其可取之处,他以为人的自由在于与自然的必然性为一,这也包含着合理因素。但是,庄子自居于“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的地位,用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人间的一切。他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还说“不多辞让”,“不贱贪污”,“不多辟异”,“不贱  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秋水》)这种毫无原则性的人生观,可以为任何卑鄙行为和罪恶活动作辩护,是反动的。  但是,在庄子那里,哲学就是诗,自然就是美。他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遊进》)  虽然庄子以否定人为的态度,讲了“灭文章,散五采”,“擢乱六律,铄绝竽瑟”(《胠箧》)之类的话,但他自己是诗人,以为天地之大美非名言、知识所能把握,却可以用诗、用寓言来暗示。以《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为例:庄子用十分生动的诗的语言形容庖丁解牛时的一举一动:  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绮,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就是说,庖丁解剖牛的熟练技巧已完全合乎舞蹈与音乐的节奏,他的劳动就是艺术。而庖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经过长期实践,已深刻地认识了牛的生理结构,所以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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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在这个领域里,前辈和时贤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是想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用粗线条来描绘一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这里用的“古代”一词,是指自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时间。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以求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这是一项有待于许多人共同努力的重要工作。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指导思想当然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也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善于把传统中的科学牲、民主性的因素提取出来,加以发扬。哲学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它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传统的精华。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这里所谓“学习以往的哲学”,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总结理论思维的规律性。  那么,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如何具体地运用辩证方法呢?我以为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四点要求。  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运用辩证的方法来研究某个领域,首先要求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把握这个领域的根据,即把握规定着这个领域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哲学发展的根据是什么呢?这就要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来考察。  从矛盾的普遍性来说,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同其他意识形态和科学一样,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主要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的源泉。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分析历史土哲学思想的指导线索,另一方面又必须考察具体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一个哲学家的实践活动往往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参加阶级斗争或政治活动,还研究科学、整理文献,或者还从事教育工作和文艺创作等。如果只注意他的政治态度,或者只注意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就往往不足以全面抛说明他的哲学思想是怎样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它相对独立的发展。每种哲学体系都是从它的先驱者留下的思想资料演变和发展而来的。但是,这些思想资料如何演变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恩格斯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又说:“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  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决定着哲学的发展,但这种决定作用通常是通过中间环节即政治思想(以及伦理思想)来实现的。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哲学有它的自然科学基础。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我们又必须考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斗争和科学反对宗教迷信斗争的关系。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这两条腿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统一于社会实践。对此,我们不能偏废。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  ……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二、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三、运用科学的比较法四、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一、从近代哲学革命回顾传统哲学二、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三、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的特点四、在考察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点五、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原因第一篇 先秦第一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第一节原始的阴阳说与五行说第二节“古今”、“礼法”之争与“天人”之辩的开始第二章 儒、墨、道、法诸子的兴起笫—节 孔子的仁智统—学说一、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创造性的教育实践二、仁与忠恕之道三、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四、“敬鬼神而远之”与“畏天命”笫二节 墨子以及儒墨之争——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对立一、平民的哲学家二、“兼爱”与功利主义三、“名实”之辩的开始四、“非命”与“天志”笫三节 《老子》:“反者道之动”——辩证法否定原理的提出一、“礼法”之争中的否定态度和复古主张二、“天人”之辩上的“无为”三、“名实”之辩上的“无名”四、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第四节 《孙子兵法》以及法家之初起第三章 百家争鸣的高潮第一节 《管子》和黄老之学一、法家和黄老之学的合流二、在哲学上对《老子》的改造三、《管子》为“法”提供了哲学基础第四章 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第一篇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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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40年代开始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他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本书是哲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的扛鼎之作。

前言

  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在这个领域里,前辈和时贤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是想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用粗线条来描绘一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这里用的“古代”一词,是指自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时间。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以求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这是一项有待于许多人共同努力的重要工作。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指导思想当然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也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善于把传统中的科学牲、民主性的因素提取出来,加以发扬。哲学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它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传统的精华。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这里所谓“学习以往的哲学”,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总结理论思维的规律性。  那么,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如何具体地运用辩证方法呢?我以为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四点要求。  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运用辩证的方法来研究某个领域,首先要求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把握这个领域的根据,即把握规定着这个领域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哲学发展的根据是什么呢?这就要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来考察。  从矛盾的普遍性来说,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同其他意识形态和科学一样,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主要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的源泉。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分析历史土哲学思想的指导线索,另一方面又必须考察具体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一个哲学家的实践活动往往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参加阶级斗争或政治活动,还研究科学、整理文献,或者还从事教育工作和文艺创作等。如果只注意他的政治态度,或者只注意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就往往不足以全面抛说明他的哲学思想是怎样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它相对独立的发展。每种哲学体系都是从它的先驱者留下的思想资料演变和发展而来的。但是,这些思想资料如何演变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恩格斯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又说:“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  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决定着哲学的发展,但这种决定作用通常是通过中间环节即政治思想(以及伦理思想)来实现的。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哲学有它的自然科学基础。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我们又必须考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斗争和科学反对宗教迷信斗争的关系。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这两条腿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统一于社会实践。对此,我们不能偏废。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

作者简介

在自40年代开始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他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本书是哲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的扛鼎之作。

内容概要

  冯契,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曾任上海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誉主任。191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 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1941年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曾从学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离开西南联大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在《哲学评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与杂文。50年代初,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 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编《哲学大词典》、《中国近代哲学史》;个人的哲学著作是10卷本的《冯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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