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家的艺术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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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张磊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12出版)
出版日期:2008-12
ISBN:9787218060460
作者:张磊
页数:237页

章节摘录

教育局。空荡荡的院落里,秋风卷起落叶和片片废纸。哈贵同胆怯地向处长室走去,轻轻叩门,听到里面应声,方才推门进去。处长坐在摆满了小摆设的红木书案前。他不屑地看了哈贵同一眼,仍然用手帕拂试着一个小巧的碧玉笔架。老录事恭谨地趋前两步:“处长,快中秋节啦。”边说,边把一张瑞蚨祥绸缎庄的十元礼券放到桌上。“这是哪来的事?”处长皱了皱眉,把笔架往桌上一顿。哈贵同畏缩地口吃起来:“这些年,我在局子里,多承您老人家栽培,……眼下听说要裁员了,我……我求您照应。我一家九口,全仗着……”“得,得,这事我瞅机会说句话吧。”处长不耐烦地说。哈贵同千恩万谢地唠叨着:“您多照应,多照应。”松了口气,逃跑似的退出去。一个工役站在门口,斜睨了哈贵同一眼,对处长道:“局长有请。”局长室。隔着檀木镶螺钿大理石面的桌子,处长毕恭毕敬地望着局长。局长左手撚着胡须,右手捏着一张裁员花名单,思忖着,忽然威严地问:“文书课还有谁该裁下去?”处长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有些发怔。局长不满地指点着名册:“真是敷衍塞责。光裁哈贵同一名就行?史涓生……这人怎么样?”处长窥察着局长的神色:“他这人办事还凑合,就是高傲。”“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吗?”“他,好像是好给杂志写点稿。”“谁说这个。他勾引女学生,败坏道德,有伤风化。你不知道?”处长惶恐地站起来,脸上尴尬地笑着:“竟有这样的事?”局长愤慨地说:“教育局,维系社会风化之中枢,哪能容纳品行不端的分子!”他提起笔,在裁员名册上添写了史涓生三个字。处长略一转念:“文书课事情不少,裁了史涓生,是不是暂时留下哈贵同。”“其他不动,冗员理应裁撤。”局长沉吟一刻,又用质问的口吻对处长说,“教育部里已经命令,不准女学生进入游乐场所。发往各校的通告,怎么还没拿来让我审批?”“是,是,马上送来。”处长手忙脚乱地退出去。处长走进文书课,气恼地高声嚷叫:“禁止女学生逛公园、游艺场的通告,谁经手的?局长发脾气了!”高铭新从容地站起来,带着关心的神情询问哈贵同:“怎么,还没有抄完吗?”哈贵同慌了神,两手抖瑟地从卷宗里翻出抄好的公文来:“完啦,完啦。”他两手捧着送给处长。处长扫了老录事一眼,抓起公文便走。慢慢地,哈贵同才体会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他站在那里,简直惊呆了,只是下意识地用一块肮脏的手帕揩着额上的冷汗。半晌,他才气急败坏地转向高铭新:“高先生,您那么说话可太昧心了。不是今天清早,您才叫抄的吗?您,您……”“少哕嗦几句吧!”高铭新悠然地说。哈贵同失魂落魄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只有涓生投以悲悯的目光。他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凑近涓生幽幽地说:“昨儿夜里,梦见我一照镜子,变成了颗骷髅,两个眼珠子在黑窟窿里动弹。这可不是好兆头。”“唉,别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涓生劝慰地说。“我也是这么想。一早,我就贴了张红纸字条;夜梦不祥,书在南墙……”“做个梦,也值得穷唠叨。”高铭新淡然地讥诮。他又转向旁边的老魏,机密地:“你说,我到底接不接崇德女校的聘书?月薪才六块大洋,还不够车马费哪。”“嘿嘿,看女学生,是赚头。说不定也像老史,弄上一个。”老魏那一脸横肉,挂上了打趣的笑容。“唉,这是正经事情。”“别装蒜了,成天搬着本《袁了凡纲鉴》,就唬住谁了?”涓生感到异样的烦躁和窒闷。他愤慨地睥睨高铭新和老魏,哀怜的眼光停在呆若木鸡的哈贵同身上。门内,局长大少爷唱着京戏走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高铭新迎到门口,他们私语,不怀好意地扫了涓生一眼。

书籍目录

影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姻(代序)——与香港华娱卫视刘钰珍女士的访谈《伤逝》(电影文学剧本)电影文学剧本《伤逝》前言电影文学剧本《伤逝》后记廿载沧桑话《伤逝》关于电影文学剧本《伤逝》改编的得失略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孙中山传》(电影文学剧本)不畏险阻奋力攀登——《孙中山传》创作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电视纪实片剧本)香山文化与孙中山、容闳和郑观应——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的对话回顾·反思·瞻望——应当完满重现孙中山的形象附录:关于《孙中山》(电视连续剧剧本)的初步创作构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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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学家的艺术情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记

时光流逝,我来到广州已经半个世纪,而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包括它的前身)工作,恰恰也是50年了。在此之前,我学习和研究历史是在北京大学开始的。8年时间,我从史学的学徒得以稍窥堂奥。本科阶段,曾发表过一些浅陋习作。研究生时期,则写出了较多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的论文,因为我的专业确定为中国近代史,并且侧重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当然,与史学的结缘还可上溯到我的少年时期。由于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我从小就阅读了不少优秀著作,虽属一知半解,却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读鲁迅的《狂人日记》,心灵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看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剖析和猛烈抨击,引发了我读史的热望——揭露旧制度的血淋淋的本质,掀翻沿袭已久的“人肉宴席”。后来,我在北平燕京大学附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联盟”,投身于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学生运动,更加强化了自己的爱与憎。正是这样,当我报考北京大学时就把史学系作为首选,并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坚持史学研究,不离不弃。成果质量不高,耿耿此心却亦可质日月。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亦复始于少年时期,或者说,几乎与史学同步。“读史使人明智”,文学艺术则能塑造人的灵魂。迄于青年阶段,大约读遍我国的主要精粹作品和译为汉文的世界名著,尤钟情于俄罗斯文学,“为人生”的理念深植我心。这种爱好堪称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致时有跃跃欲试之心。考虑到自己在专业方面略有底蕴,所以把史剧作为“破门而出”的标的。于是,有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改编《伤逝》。初生之犊不怕虎,竟然得到许多前辈和大家的期许。剧本很快发表,不只一间电影制片厂要求拍摄。不料风云突变,20年后(其中包括十年动乱)才为北影拍成。改编者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从青年走向了五十在望。风暴过后,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史学、哲学的研究上。“永别了,《伤逝》”——实际上是我们表示摒绝人文科学与影视的联姻的告白。然而,事与愿违。珠影的朋友们拉我参与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拍摄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历史的风暴——辛亥革命在广东》,我因专业的关系不能拒绝。出乎意料的是:20年后,我又参与了凤凰卫视拍摄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并担任了主持人,这部大型电视纪实片意味着我竟然再次“涉足”于电视。不过,电影《孙中山》的拍摄才算史学与影像的真正联姻。此事的发端在我:把民主革命先行者、近代化前驱展现于屏幕的热望,使我向中共广东省委和宣传部门提出了拍摄影片,以纪念这位世纪巨人的120周年诞辰。省委领导和珠影非常支持,仅用年余时间就完成了包括上下两集的彩色宽银幕影片的制作。我担任了特约编剧,较前更为深切地“进入”了电影事业。从2007年起,我更充当了广东电视台的专栏——《解密档案》的特约主持,每周一次,至今未辍。作为一个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确是与影像结下了姻缘。所以如此,主要原因除我对影视的热爱外,更由于想把史学研究成果加以形象化,扩大其社会作用。我曾写了不少专著,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就有数种,但其影响远不如电影《孙中山》的广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当前银幕荧屏上的历史剧的戏说或演义过于离谱颇为忧虑:误导了受众,贻害了青少年。这些原因大概可以解释了历史的误会——一名浅陋的史学工作者,缺乏艺术素养,却长期“触电”。至于影片获得的华表奖、金鸡奖等,那是团队的荣誉。对我说来,影片留下的多是遗憾。应当说明的是:《伤逝》的改编是张瑶均同志与我合作完成的。《孙中山》的合作者则是贺梦凡同志。丁荫楠导演自始至终参与了创作组。于力同志参与了剧本早期工作。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则为我与杨明同志合写,并由王鲁湘先生作了重大修订,拍摄完后更名为《回首辛亥》。我还衷心感谢多位文化界前辈、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十分关注本书并及时出版,在此深表谢意。我已年过古稀,但可告慰大家的是:作为老骥,无须扬鞭自奋蹄。对史学与影视联姻,我仍壮心不已。

前言

影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姻——与香港华娱卫视刘钰珍女士的访谈主持:一般人觉得历史枯燥无味。你认为如何把历史与影视这个多姿多彩的媒体相结合呢?张磊:历史科学,或者从广义上讲,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与影视媒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极为深刻和广泛。因为影视是一个现代化的媒体,它可以迅速、普及地传播信息。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影视节目必须有丰富的内涵,才能让人看得有益,起码不失为一种文化快餐。当然,轻松幽默、令人愉悦的节目也是必要的。但是有分量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凝重感是应该大体具备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影视相结合是必要的。主持:如何让沉闷的历史生动起来呢?张磊:说历史学沉闷,那是不确切、不深入的理解。我个人学习历史50多年,研究历史也有40多年,感觉历史科学非常生动和具体,因为它充满着情节和事件过程,也涌现出各色人物。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它本身就是极其生动、具体,并不刻板呆滞。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把握丰富的史实,对它只是做一些抽象的理解和表述,故此感到枯燥。但是,那并非历史自身的属性。主持:观众对历史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张磊:观众希望通过历史主要了解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认知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的规律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开阔视野,取得借鉴。其次,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优秀的遗产。对传统文化做出剖析、鉴别、取舍,史学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再次,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崇高品格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科学能为影视提供无比丰富的素材。主持:您通过什么途径去发掘和表现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激发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张磊:我除了撰写历史专著,那主要是理性、抽象思维的成果,同时也尝试运用其他方式表述历史,比如电影。40年前,我与张瑶均(姐姐)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伤逝》。1981年,此片拍成。如果没有相关的历史知识,了解五四时期前后中国社会和思潮,我想是不可能把鲁迅先生唯一以恋爱为题材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我们以大量历史背景材料构筑了舞台和场面,增加一些人物,把这篇只有两个主角的散文诗式的短篇小说搬上银幕。后来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孙中山》,那完全是根据史实,又加上合乎逻辑的虚拟撰写出来的,此片获得1986年百花、金鸡奖最佳影片。此外,还参与过历史文献纪录片的编撰。主持:现在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已非历史之原本,非古非今,您对此有何感受?张磊:我认为“戏说”一类的影视作品,没有什么意义,看完以后,反而受到误导。例如许多皇帝都是暴君,但影片没有展示其凶残的一面,几乎个个都是风流倜傥,文质彬彬,平易近人。有些以历史为题材的剧本,写得很生动,可做饭后茶余的谈资,聊博一笑。但是要借此认识和了解历史,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地有个别历史影视片的编导,甚至以不懂历史为荣。这也有其道理,不懂才能信口开河。主持:如果把历史原本照搬上荧屏,会不会吸引不了观众呢?张磊:对!历史影视片不是历史教科书,离不开情节和人物,必须具体、生动和形象,才能引人人胜。我们在拍摄《孙中山》的时候,导演对我指出孙中山的演讲长了些,原来的1分钟可以缩为30秒,这样更能吸引观众。至于虚构,也是不可少的。但必须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不能胡编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例如,我在《孙中山》中虚构了两个情节:当辛亥革命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时,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根据史实设计了这么一段戏:天气寒冷,孙中山在沿途中看到老百姓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持着小纸旗欢迎他。他站起来,望着窗外流下热泪。12年后,孙中山由天津赴北京,那时他已病重,他让宋庆龄扶他坐起观望火车窗外情景,老百姓依旧是贫困憔悴,手挥纸旗欢迎他,似乎与12年前并无区别。孙中山深感内疚和痛苦。这是根据许多史实和孙中山的思想添加的,让人看了觉得可信,不是戏说。这种虚构是允许的,是具体和感人的。当然,这带有个人内心主观的感情色彩。我至今还被它们感动。 主持:作为凤凰卫视的嘉宾主持人,您如何突出自己的个人风格? 张磊:我觉得自己主持节目应带有凝重感。有些节目的题材必须有沧桑感。如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的专题为例,我可以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说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容抵赖。同时,历史可以给我提供佐证和信息,而使批判不是单纯的说教,不会流于空泛。 主持:把历史材料带入现实生活,做到深入浅出,要做好什么准备工作? 张磊:影视节目的特色要求原有的理性思维要含蓄一些,感性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应增加。语言也尽可能通俗流畅易懂,避免说教和讲大道理。当然,这也要靠经验。 主持:许多观众对历史小故事和个人的亲身感受比较感兴趣,您是否会运用这些小插曲丰富节目,吸引观众? 张磊:会。运用一些小插曲和个人感受,可以增加电视节目的可观性与可听性,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20年前我们创作文献纪录片《历史的风暴:辛亥革命在广东》时,就利用了不少插曲: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陆皓东被俘后的供词;黄花岗之役林觉民烈士的遗书。又如在主持《环球新闻追击》中涉及美国摩门教时,我就加上我在哈佛大学与摩门教徒的接触,以及摩门教重视家谱的收集等等。总之力求避免单纯说教和讲课的方式。做主持和做教师是不同的。 主持:把历史与影视结合,让观众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外国如何重视历史和历史题材影视? 张磊:引用英国哲人培根的话,即是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学习历史,了解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的变革活动,辨析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质,使思想产生积淀,增加其深度和厚度,这些都是历史的作用。西方国家对历史学是比较重视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不少,如《公民潘恩》、《甘地传》、《巴顿将军》、《拿破仑》等等,影响甚大。 主持:但民众普遍不重视历史,一些学生在报考专业时会想到将来的出路,认为历史缺乏实用性,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磊:个人素质和个人的出路是不可完全等同的,后者大体取决于社会与市场。因之,社会对历史学家的需要数量是少于医生或建筑师的。这仅是一个需要数量的问题。但不应轻视历史,这是偏见。 主持:但社会是很现实的,生存很重要。 张磊:您讲的的确是事实,我和我的同事所指导的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就业分配就比经济专业研究生困难。。但是,您也应注意到,内地的理工大学原本大都没有人文学科,现在增加这些学科,受到学生的欢迎,他们的人文素质也有所提高。从事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人,学习人文科学对其更有助益。中外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绝大多数都精通历史,毛泽东就是范例。学习人文科学,作为提高个人的素养是必需的,影视节目具有历史内涵,含蕴深刻的人文精神。会使观众获益良多,无论在哪个方面。 主持:历史学如何面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张磊:近年来,我在参加中国史学界代表大会时感觉历史学科受到冷落,似乎不时兴了,年轻人不感兴趣。我认为历史学科要变革,应更接近实践,为现实生活服务,不能对今天冷漠。具体说来,历史与影视结谊,就是一个好办法。通过影视这个传播广泛的社会媒体,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所学专长,结合现代化媒体以服务民众。 主持:您有没有希望通过将历史与影视的结合,改变民众对历史的偏颇观点? 张磊:我之所以敢于“触电”,甚至跑到镜头前,正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节目,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民众所理解。 主持:某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添加许多娱乐的成分,把历史原貌改编得体无完肤,令人啼笑皆非,你如何看待这些作品? 张磊:影视作品对历史的反映,大致有两类。一种是戏说、演义。编剧可以不受什么限制,信笔写来。当然,戏说也不应过分。这类戏观众看完如水过鸭背,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不能也无法起到历史教育的功能。作为娱乐,看看无妨。另一种是大体以历史作为依据,但不准确,有重大失实和不当之处,则会误导观众。总之,需要的是符合史实和逻辑所允许的虚构。 主持:不少电视剧制作用完即弃,观众看完置之脑后,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磊:这种现象暂时不能排除。电视节目也像吃饭一样,需要正餐、快餐。严肃的机构向观众推出一些有分量的、有社会效益的正餐式的节目,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完全否定和抛弃快餐式的节目也不现实。人们需要轻松和娱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文艺总是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主要目的,影视作品总得给受众以一些积极的东西。在新世纪里,人才的竞争是关键中的关键。 主持:对着学生与听众讲课、作报告和面对镜头当主持是截然不同的,您如何去实现转型? 张磊:主持人定要避免空泛的大道理和说教,娓娓而谈。撰写学术著作和讲课,则着重理性思维,必须言必有据,语言严谨,不可过多插入形象化和情绪化的东西,而且,历史学科还要讲求其基本规范。主持人要求语言生动化、具体化,通过自己的知识和亲身体会来让观众形象地了解事物。我未能做好转型,年龄和经历成为一种惰性。 主持:您与文艺界接触,对您的史学研究有裨益否? 张磊:帮助很大。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两者其实并无鸿沟,而是相互渗透。从文艺界接受教益,对我创作剧本有着极大帮助。形象思维比理性思维更能够引发人的激情,即所谓动之以情。历史科学激动人心的程度,总是难以和文学相比。 主持:影视作品都希望有幽默的元素。对于历史名人,观众希望看到他们鲜为人知、幽默风趣的一面,您如何把您的所学融入到作品中? 张磊:伟大人物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例如,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过程就是曲折和戏剧性的。孙中山的战友朱执信和胡汉民等反对,宋庆龄的家人也大都不赞成。但孙、宋和卢夫人三方赞成,别人毋需赘言。后来,人们也都理解了孙、宋联姻。 主持:西方很多电视节目带有较强的资讯性,同时也有娱乐性,你如何看待? 张磊:在这里,幽默是重要因素。幽默是一种情趣,它是在对事情做出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巧妙的表述。把幽默单纯地理解为搞笑,只会适得其反,让人难以忍受。我在节目中会力求幽默,但颇缺乏。有一次评述中药在世界市场上萎缩,价格被压得甚低,譬喻不如菜摊上的青菜萝卜,算是有些幽默。 主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谈谈您对文化遗址的感受。 张磊:我非常喜欢参观历史遗迹,不论中外。我去过英、法、德等国家,亲眼目睹希腊、罗马文明的伟大,不可低估。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要有自信,不要崇洋媚外。但是,对于外国的文化也要有充分的了解,不可盲目自大。我不太赞成“2l世纪是中国或东方的世纪”的观点,认为缺乏根据。要成为时代的中心(如果真有的话),就必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居于前列。孤立地评估文化是不可取的,容易失之武断。 主持:您认为这种论点是自吹自擂? 张磊:我认为这是善意的观点,但是并不科学。 主持:您说过,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和历史有关,任何事变,任何学科,只有认识其历史过程,才可以掌握其本质。 张磊:事件的过程就是历史,所以任何学科从广义上说都是历史科学。我到德国访问时,在柏林看到了保留下来的盖世太保总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给人类带来浩劫。但德国民族对此作了反思和理性思考,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谅解。而日本民族中的部分右翼成员,至今仍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掩饰,推卸其应该承担的侵略责任。他们不敢正视历史,不善于从历史获取借鉴。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更深入了解历史和文化,不仅能提高我们个人的精神生活,也可以丰富文艺节目。

作者简介

《一位历史学家的艺术情缘》作者张磊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即对艺术萌生了情缘。《一位历史学家的艺术情缘》就是他这一生中与艺术结缘的总结、感悟,还有以业余身份参与影视创作的历程。历史科学,或者从广义上讲,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与影视媒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极为深刻和广泛。

内容概要

张磊,1933年生于天津,研究员。1950—1958年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及研究生毕业,迄今一直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著述有《孙中山思想研究》、《孙中山论》、《孙中山评传》、《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跨世纪的沉思》等。主编、合编或参编的有《孙中山全集》、《孙中山文粹》、《朱执信集》、《孙中山词典》、《宋庆龄词典》,以及大型图录《孙中山与宋庆龄》、《纪念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与澳门》等。此外,还主编了《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省志.广东社科志》。成书约三十余种,另有论文约百篇。曾任广东省社科院院长、广东省社科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从少年时代起,即对艺术萌生了情缘。先是爱好者,后“破门而出”。以20世纪60年代初改编《伤逝》为发端,始终以业余身份与影视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力求把史学与影视融合,参与了影片《孙中山》和电视纪实片《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等剧本的编撰。直到今天,仍担任广东电视台每周一次的栏目——《解密档案》的特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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